刘忠德：我最喜欢的港台明星是邓丽君

　　我最喜欢的港台明星是邓丽君

　　人物周刊：您最喜欢的港台明星都有谁？

　　刘忠德：邓丽君。她有些歌是不健康的，《何日君再来》、《路边的野花不要采》都是不健康的，但是总的来讲，邓丽君的歌曲，包括那个年代的台湾歌曲是有思想、有情怀、

有激情的。包括张明敏的歌都是不错的。我反对低俗，不反对通俗。邓丽君，我当时想让她到中国来，到大陆来，我刚想让她来，媒体写了个消息，说邓丽君参加了特务组织，最后就不能来了。我找人去调查，调查清了，她死了。这对我是个遗憾，对邓丽君也是个遗憾。

　　人物周刊：那个时候好像对不健康文艺有过一些大的讨论，您本人是怎么来界定？

　　刘忠德：看人要全面。比方说，对第五代、第六代电影导演，社会上的非议很多，全盘否定。他们虽然有缺点，但是也有很多优点，他们有思想、有新意，像张艺谋，在太庙搞《图兰朵》，我让他当导演了。在太庙弄两个亭子，太庙死的布景就变活了，就非常成功。有些导演未必能搞出来。对一个人，谁都有缺点，要看到他的优点，缺点给他指出来就行了，不要因为有缺点就一棍子打死，那什么人都完了。

　　人物周刊：除了听邓丽君的歌，您还听其他歌手的歌吗？

　　刘忠德：现在这些通俗的歌曲，我不是很喜欢。

　　人物周刊：您喜欢的中国导演是谁？

　　刘忠德：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都是很有思想的，当然也有些老导演，让他们弄个事，他们能弄得起来。

　　人物周刊：您觉得第五代，像陈凯歌、张艺谋他们主要的缺点是什么？

　　刘忠德：比方说，张艺谋当时拍了《红高粱》，我认为它艺术上还是不错的，摄影很好，是第一流的。但中国人在酿酒时(往酒里)撒尿，可能有一些人，那是极个别的，不代表中国，不代表中华民族。咱们文艺作品应该抓住典型性、有代表性的东西通过艺术表现，没有代表性不能表现，我认为这就是缺点，把个别当成典型是不对的。很多外国人，就此说中国很落后。这是我自己的分析，张艺谋也不一定是这么认为的。

　　人物周刊：他现在做奥运会开闭幕式的总导演，您怎么看？

　　刘忠德：我很信任他。把张艺谋定为奥运会的总导演，我认为这是对的。对他们要大胆地用，用他们的优点，发挥他们的长处，他们能完成任务。

　　人物周刊：您认为张艺谋和陈凯歌，谁更好？

　　刘忠德：这就很难说了，同一类型的人。

　　人物周刊：第五代导演后来拍的《无极》、《英雄》，批评颇多，怎么评价？

　　刘忠德：《无极》投入很大，出来效果不太相称，这是他的缺点，缺点心里有数就行了。《无极》没拍好，不等于说这个人什么都没拍好，那不行。要相信他。总认为有些是另类的，我不这么看。

　　人物周刊 ：您怎么看“另类”这个词？

　　刘忠德：老一辈有老一辈的优点，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优点。年轻人怎么引导？他们一说另类就打入冷宫了，那不行。我儿子思想比我敏捷多了，但他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那么要求就不行，但他也有他的优点，看问题代表年轻人的思潮，代表在前进在进步的社会。

　　人物周刊：您和他沟通，他不会说和您思想合不上拍，说您守旧？

　　刘忠德：沟通是有点距离，但他毕竟是我们的后代，他对党、对国家、对民族是有深厚的感情的，尽管他有时候看到我批评这个，批评那个，让我别管闲事。人家有人家的想法，我之所以要批这批那就是希望大家要有点社会责任感，主要是对主管部门、主管单位讲，对那些孩子无可指责。你不能把他们看成另类。

　　我喜欢有些电影

　　人物周刊：美国电影《阿甘正传》是您做文化部长期间审查的，那个片子，您怎么评价。

　　刘忠德：要审查一个片子，要捕捉一个片子最本质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一个艺术作品，最本质的思想内容是什么。这个片子我就讲可以在中国放，我说我的理由是：第一句，人生是不可琢磨的，就像风中羽毛一样不知道会飘到哪里吹到哪里。他们一看，中宣部的负责人，讲这话？第二句话一说，他们更楞住了。我说人生是命里注定，好像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他们一看，还信这个？第三句，我说人生不是要坚强而是必须坚强。要想活在这世界上就必须坚强，而不是去考虑是不是要坚强，不坚强就活不下去。阿甘很坚强，只要坚强，就能改变命运的安排。

　　人物周刊：您喜欢这个电影吗？

　　刘忠德：我很喜欢这个电影。

　　人物周刊：您最喜欢的西方电影有哪些？

　　刘忠德：一些战争片。美国这个民族非常坚强。咱们总是灭自己威风长别人志气，这个我不赞同。那些人那么反动，但从来不说美国一句坏话。

　　人物周刊：您也这么喜欢西方电影，那我怎么理解您的那句话呢：资本主义的文化是落后的文化？

　　刘忠德：落后文化和先进文化是以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之前的社会，没有社会主义那么先进。所以它的文化，比起社会主义文化，必然落后，这是总体来讲，但局部来讲，并不见得那样，要具体分析。意识形态不一样，文化管理电影管理都不一样，有些也比我们先进，不能一概而论，要实事求是地对待。

　　赵本山有些东西不好

　　人物周刊：您在中宣部分管文艺局、宣教局、干部局，在您手上电影审批被砍掉的多不多?

　　刘忠德：有。

　　人物周刊：电影审查还是比较严的，包括第六代导演的作品。

　　刘忠德：有时候审查也不是我一个人决定。比方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审查的时候，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电影很好，可以放。第一，男人看战争中的女人，女人更伟大，因为她们承受了本来不应该她们承受的苦难和牺牲，打仗是男人的事。第二句话我说，女人看战争，战争更残酷，战争夺走了他们的亲人和美好生活，因为痛苦都是留给活着的人，死人带不走的。我说了这两句，最后他们还是把前面洗澡的镜头弄掉了，后来我说原作者肯定气愤得要命，这是作品的思想内容之一，说明战争毁掉了最美好的东西，这并不是淫秽的东西。电影审查我也不是惟一决策者，还得少数服从多数。

　　人物周刊：我们很好奇，如果一部电影一本书大的方向是没问题的，某个片断，或者一本书的某一个段落为什么要砍或者改?

　　刘忠德：有的改也是对的。有的作品有点问题也得改。比方说《霸王别姬》，剧中是演员自杀，演员自杀那影响多大，咱们徽班进京都二百多年了，京剧演员自杀了，说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太差劲了吧。后来改成剧中人自杀，这就不一样了。

　　像这种就要改，不改不行。但这部电影你必须得放，不放就是大新闻。比方说赵本山的小品，有一年的春节晚会，我去审查，有一个节目，一个小学女教师给一帮孩子忆苦思甜，这种节目能上中央台吗，上不了。这个节目就像上了红色保险箱绝对不会犯错，但大家保证给你换台，这就砍掉了。

　　还有一次，说两个相声演员，他俩上春节晚会，春节晚会相声和小品最难弄，有一天中央台给我打电话，说你来看一下，说他们弄了个相声，二十多天都没睡觉，累得要命，我就去了，在梅地亚。题目给我说了，说我们俩说《钱》。那怎么行，枪毙。我说你选题就不行，我说没钱不能办事，但钱是万恶之源，几分钟能说清吗，上春节晚会不是找麻烦吗。我没看节目，一听题目就毙掉了。

　　还有赵本山的小品，那个《车站》，我给改了三四遍呢。第一遍看完以后，我没吭声就走了，赵本山特紧张，他就到处把我家电话都弄到了，打电话：刘部长，你可别枪毙节目，枪毙了我怎么回去见我们父老乡亲，我下半辈子怎么再吃这碗饭？我说不枪毙也得改啊，我本来也没想给你枪毙，给你改，他原先是讽刺乡长吃喝，请客吃饭，我说乡长是咱们政权的最底层，他们最辛苦，你讽刺他们不应该啊。后来他说大中型企业厂长吧，我说那也不行，大中型企业正值困境的时候，你讽刺他们，大中型企业厂长经理们正牢骚满腹，他们也做了不少工作。最后改成皮包公司的老总，我说你去讽刺他们吧，他们有些的确不怎么样。

　　我对他们都比较宽容的。

　　人物周刊：您如何评价赵本山的艺术。

　　刘忠德：他的有些东西不好。赵本山我也挺理解他，他也不容易，一个农村的演员到这个地步不容易。但有些节目，比方香港回归一周年的时候，他去了，演了个小品，戴了个破帽子，擤着鼻涕往鞋上一擦，多恶心，中华民族不是这么没文化，这是丑化中华民族。

　　他是属于通俗艺术，应该引导他向健康(方向)发展，中国的老百姓和年轻人都喜欢看他的东西，不能因为他有缺点就不让他演，那不行。二人转也好，小品也好，属于通俗艺术，他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有些节目要审查要引导，审查就是引导，错误的东西不让他去演，演好的就行了。香港回归，人家穿着晚礼服，穿着西装，你擤着鼻涕往鞋上一抹，太恶心人了。要我吧，至少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