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一部体现时代进步的物权法

　　[新闻回顾]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8月22日至27日在京举行，会议审议了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 物权法草案。(8月23日《法制日报》)

　　□李克杰

　　在时隔近一年后，物权法草案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审议的立法阶段。这表明物

权法向全国人大的最后表决又迈 进了一步。

　　物权法是我国经济领域的基本法律，它与每一位公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受到了社会和公众的极大关注，从物 权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后迅速收到数以万计的意见建议，可以看出普通公众的参与热情和关注程度。审议过程的一度“搁置” ，学界和公众表现出的失望，也凸显了公众对物权法出台的急迫心情。

　　笔者曾于物权法草案“搁置”时撰文，期待物权法激辩引发一场法治思想解放运动。不要把物权法草案的暂时“搁置 ”当成我国物权立法中的巨大挫折，之所以能够在正常的立法过程中因为某个人的“公开信”就戛然而止，说明物权法草案还 有不完善之处，物权立法思想还存在严重分歧。只有经过激辩，反复论证，才能达成共识，完善立法。事实证明，全国人大常 委会每一次审议，都有明显的进步，不仅在思想观念上增加了共识，也在法律草案上更加完善。与此同时，每一次审议都是对 公众意见建议的正面回应，对统一公众思想、增强法律意识和提高法律素养，也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比如，在这次审议中，全国人大法工委在关于物权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中，就对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作出全面回应 。针对“物权法应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主，还是以保护公有财产为主？如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争议焦点，草案明确规定“ 公产”“私产”平等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力度将进一步加大。不仅如此，还对社会普遍关注、公众反响强烈但在物权法草案中 又没有明确规定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入情入理的解释。如为什么草案中对“公共利益”不作具体规定，为何农村宅基地使用权 不能转让，为何城镇集体所有权难以作出统一规定，为什么删除了“居住权”内容，为什么没有规定业委会的诉讼主体资格等 问题，哪些是需要其他法律规定的，哪些是当然条件还不成熟的，都一一作了详细说明。这既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对公开征求 意见的正式明确回应，充分体现了立法民主化要求，同时也是对我国当前立法实际情况的具体诠释，是对公众进行的说服教育 和法律知识普及，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次审议稿中明确规定对“公产”“私产”平等保护，这是一个巨大进步，它符合时代的要求， 也是对宪法规定的人权原则的具体落实。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对市民社会各类主体的权利保护 都应当是平等的，也就是说，在平等主体间的经济交往中，各类主体的财产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一视同仁。

　　但对于已拟不在草案中作出规定的内容，如居住权、业委会等问题，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再进一步论证，毕竟这些问题 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和存在。另外，对“公共利益”也应进行原则的界定，而不应完全留给其他法律，因为这是基本法律，应提 供原则规范。

　　藏富于国不如藏富于民

　　□邓清波

　　与某些发达国家一开始就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私有财产总数巨大、国家控制的财富相对较少不同，中国的情况是 ：集体财产和国有财产等“公有财产”数量非常巨大，任何私有财产都无法“富可敌国”。

　　正因为“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之间存在着这些巨大失衡，因此，当前立法对私有财产和集体财产、国家财产进行平 等保护，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从根本上来讲，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宗旨就在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群众得到实 惠。藏富于国，不如藏富于民，让广大人民群众富裕起来才是根本，而不可“国家肥却天下瘦”。让广大人民群众直接拥有更 多的财富、为自己谋求幸福方面，态度完全可以更加开放些。而且，市场经济作为鼓励人们创造财富的经济形态，必须把私有 财产的保护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石。因为，私有财产权是公民进行经济活动的最大动力，只有自己创造出的财富属于个人，他们 才会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财富，整个社会也才能更快地进步。所以，更应该重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

　　因此，《物权法》对私有财产和集体财产、国家财产进行平等保护，这虽然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鉴于私有财产 先天不足的现实因素，在有些保护措施方面，还可以适当地向私有财产倾斜，这样才能真正达成公、私之间的合理平衡。纵然 不能将私有财产放到与“公有财产”一样“神圣”的地位保护，也应该有一定的前瞻，为进一步加大保护力度预留空间。

　　不界定“公共利益”等于扩大行政权力

　　□圣祥

　　全国人大法工委不界定“公共利益”，理由有两个，一是“不宜”，二是“难以”。前者是立法必要的问题，后者是 立法技巧的问题。先来看“不宜”：以“征收属于公权力的行使，而物权法是民事法律”为理由，我认为是说不通的。征收固 然是行使公权力，可被征收的对象却是公民的物权，《物权法》的立法目的就是要“保护权利人的物权”，而不界定“公共利 益”就无法实现立法目的。因此，界定“公共利益”不仅是必要的，更是必须的，是迫切的。

　　再来看“难以”：在不同领域内，在不同情形下，公共利益是不同的，情况相当复杂。但既然界定不可或缺，那就只 有华山一条路，排除万难，攻克难关。否则就是“立法条件不成熟”，只能暂缓立法；而既然准备立法，就不该留下明显的瑕 疵，因为瑕疵明显的法律比没有法律有时更糟糕。

　　何况，界定“公共利益”也并非毫无办法，有专家建议采取“概括加列举再加排除”的方式来界定，我看就很可行。 即：先给“公共利益”下一个简要的定义；再尽可能全面地列举出属于公共利益范畴的事项，如国防设备、交通事业、水利事 业、公共卫生，等等；再次，设立一个概括性的兜底条款，即“无法列举或难以列举的其他应属于公共利益范畴的事项”；最 后，再设立一个排除条款，明确排除那些不属于“公共利益”范围的事项，如企业从事商业性开发、政府兴建

　　立法是为了使用，矛盾因此无法避开，立法机关不界定“公共利益”，只能是把界定的权力“下放”给行政机关，让 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自行立法”。在这个意义上，不界定“公共利益”，等于是扩大了执法者的权力而缩小了公民的权利 ，“平等保护”在起跑点已然一前一后了。所以，要实现“平等保护”，就必须界定“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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