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国防大学教授)
国防大学徐焰教授对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有深入的研究。他说，这次冲突规模并不大，苏方统计其军人死亡58
人，伤94人，中方死伤数也大致相当。不过其后中苏军事对峙却持续多年，中国由此进行的全国性战备规模之大和耗费之多
不但解放后前所未有，而且还深刻影响了世界战略格局。
早在1960年8月，苏方便在新疆边界博孜艾格尔山口挑起第一次边境事件。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破裂后，苏
军又大力加强了边境军事力量，并干涉中国边民进入黑龙江、乌苏里江主航道中方一侧某些岛屿进行生产。中国进入“文革”
时期后，边疆军民也把“反修”作为头等任务，在争议地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苏方使用武力后又演进为“国际大武斗”
。
1967年冬，苏军以武力拦阻中国边民和巡逻人员进入珍宝岛、七里沁岛时，采取了一系列升级措施，由口头争辩
发展为棍棒武斗，进而出动装甲车驱赶并撞死中国边民。对中国方面更具威胁的是，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于1967年1月
公开发表讲话，声称相信中共“健康力量”能取代“毛泽东集团”。驻在中苏、中蒙边界的苏军部队日常训练的内容，又是准
备一旦中国的“健康力量”起事，便像在匈牙利事件中那样开进北京帮助其掌权。徐焰说，苏联领导人这种总想干预他国内政
的传统思维，成为中苏冲突最重要的诱因。
徐焰详细描述了冲突的始末。他说，1968年8月苏联出动大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使中国领导人更感到国家安全
受到严重威胁，为此采取了一系列警戒防御行动。同年末乌苏里江封冻后，苏联一经发现中国边防人员登上珍宝岛、七里沁岛
等处，就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军人前来驱赶，中国巡逻人员不断有人被殴伤。1969年初春，中共正筹备召开“九大”，
进一步强调“反修防修”，在这种背景下珍宝岛上的斗争成为两国矛盾长期摩擦引发的一个冲撞点。2月中旬，经中央军委决
定，沈阳军区成立了“虎饶前指”，对珍宝岛斗争做了细致安排。3月2日，“虎饶前指”派出30余人登上珍宝岛巡逻，并
在岸上派出两个步兵连秘密掩护。此时，苏军接到驱赶中方人员必要时可以开枪的通知，派出70余人上岛。战斗于9时17
分打响。经一小时战斗，苏军死伤大半，所余人员撤回对岸，中国巡逻队也返回。据苏方宣布，当天军人死亡31人。此次战
斗中方阵亡24人，并失踪1人。
3月2日战斗结束后，苏军又多次越过封冻的乌苏里江登上珍宝岛。3月15日，经请示中央军委，“虎饶前指”派
出百余人的步兵分队在炮兵掩护下登岛。当天苏军共出动坦克、装甲车50辆以上，向中国领土发炮10000多发，中方以
步炮兵协同打退了苏军三次攻击，击毁坦克2辆、装甲车7辆。当天下午，毛泽东听取了汇报，肯定作战成绩后又表示：不要
再打了。傍晚前，双方军人均撤出珍宝岛。3月17日，中苏军队在珍宝岛又发生火力接触，随后苏军因江面解冻和岛上大量
布雷而不再上岛。
徐焰介绍说，据当年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生前的回忆，为了最初的战斗，我们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
调了三个侦察连，一个连二三百人，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和配备，打得干脆利落。第二次战斗即
3月15日战斗是从北京直接指挥的。当时正准备开“九大”，大军区首长均已来到北京，因此，中央军委专门在京西宾馆开
设了一个房间，架设了专线，由陈锡联负责直接与前线联系。4月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提出了“团结起来，准备打仗”
的口号，以消除国内严重的派性对立。不过毛泽东在内部讲话中表示对这次边界冲突感到乐观，并明确主张“九大”政治报告
对这次边界冲突不要讲得那么严重。
事态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苏联军方《红星报》居然威胁要用核武器给“
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西伯利亚铁路也于1969年夏天停止客运两个月，集中运力向远东调动军队。针对苏联的严重
威胁，毛泽东也提出“要准备打仗”。7月26日，苏联领导人秘密建议中苏两国总理会晤，同时又认为“中国人只有实际感
到最可怕的威胁——苏联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前”。苏方在提出会晤要求遭中方拒绝后，为施加
压力，于8月13日在我新疆边境铁列克提地区制造了流血事件。当日中国一支30多人的边防巡逻队徒步巡逻时遭苏军300
余人和数十辆装甲车辆突袭而全部牺牲。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做出了大规模战争可能爆发的判断，全国转入临战状
态。
珍宝岛事件后的多年间，苏联仍在边境集结重兵保持压力，希望动乱中的中国能出现对其有利的变化。此时中国受到
以“反修防修”为中心的全局性错误的影响，加上其他原因，对战争危险性也做出了过高估计。中国虽一直处于防御地位，但
长期过度的战备也对国民经济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70年代前期，中国的国家财政支出1／4以上用于军费和与军队直接有
关的项目，如再加上民间备战费用，这一比例高达近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