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线邱毅：人在屋檐下就是不低头

　　“我不会管它是谁，做错了我就打。”

　　撰稿／陈统奎

　　2006年6月2日，国民党籍“立委”邱毅在台北办公室接受了《新民周刊》的电话连线采访。

　　新民周刊：“邱毅现象”已经成为台湾政坛的一个奇迹。

　　邱毅：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最好不要多说话，得罪人，引来无端的祸害。中国人一般比较顺从。但是，邱毅开始激发一种对“贪腐集团”说不的“全民运动”，大家站出来，主动提供消息，让邱毅来掘发，把反对的声音表达出来。贪污腐败在台湾是积压已久的一个问题，我已经激起了“全民”的抗争，对陈水扁“贪腐集团”说不，这是一个进步，可能是台湾整个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台湾的检察机关，你敢去办“总统府”的贪官污吏吗？不见得，公权力在台湾也是有限的。只有社会舆论积压到了一定的程度，才会逼迫他们非办不可。邱毅现象，就是人民的力量站出来，不愿意再看到贪腐现象，不愿意看到这种扭曲社会价值的引导作用，站出来说不。我的背后是人民的力量。

　　新民周刊：对于“爆料大王”的光环，你自己怎么看？

　　邱毅：我对此很有平常心。人在高处不胜寒，不能沾沾自喜。邱毅面对的是一个握有权力的统治阶级，即使有了这样的揭弊风气，有了一股全民揭弊的浪潮，但是，他们会利用公权力来对付我，而且他们的反扑力量之大会超过大家的想象，可能对我的生命形成威胁。当权者的心态一直都没有变过，他们一定会压迫你。但是，我不能顺从陈水扁。

　　新民周刊：“经建会”副主委张景森把你的爆料说成是一个拉大便的过程，说你拉个大便，大家就像苍蝇一样沾一下，把房间弄得很臭。面对这种说法，你心里能坦然吗？

　　邱毅：我悲哀。我悲哀的是，这是一个政府的政务高官，当然要有官威，但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官风，一个第一副部长级的人物，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你不觉得这是新的官场现形记吗？

　　其实，这是民进党的一种策略，就是希望我的揭弊变成一场口水战，把我的揭弊工作变成一场闹剧。他想引诱我骂他另外一个更肮脏的词汇，把揭弊变成一场闹剧，使之失去正当性，他的目的很明显，所以我不能被他利用。

　　作为政府高官为什么会在公开场合说出这样肮脏的话？这是所谓台湾民主的后遗症，严格来说，不能叫民主，叫选举的后遗症。陈水扁当“总统”，才会有张景森这样的人当官，在世界上给台湾制造丑恶印象，丢尽台湾人的脸。这正好证明，陈水扁这个政府真的烂掉了。

　　他这样讲，我会变得更加坚强。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我觉得该说的我就说，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场合。

　　新民周刊：您每日爆料，保持高曝光率，这是不是您的一种策略呢？

　　邱毅：每天我都收到很多的消息，我给公众讲出来的只不过是其中一点点而已。揭弊过程中必须维持新闻的热度，否则一冷掉，就没有社会效应，很可能昙花一现。所以，我把这种策略叫“养案”，把这个案子一直养在那里，让人们保持高关注度，维持新闻的热度，持续增加社会压力，逼着民进党政府出来减压。同时，“养案”的过程中还会很多相关信息不断地传到我这里。

　　新民周刊：很多信息你故意讲得模模糊糊，给公众留下很多想象空间，这也是一种策略吗？

　　邱毅：因为我面对的是统治阶级，如果你讲得太完整，讲得太清楚，或者你把所有的底牌都亮出来，那对方很快就可以编出一个天衣无缝的谎言出来。所以，我就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地挤出来，让温度一点点地升高。温度热到一定程度对方就会回应，如果对手不出来反驳的话，我就是唱独角戏，弊案也打不下去。

　　有时候，我会在正确的方向上，亮出一点点技术上的错误，诱惑他们出来反驳，让他们以为我资料不完全，证据不充分，他们出来回应时就会讲假话，我又提出新的证言把他的假话戳穿，这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新民周刊：持续的揭弊使得家庭离散，你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值得吗？

　　邱毅：我不会因为家庭原因停止揭弊。当然，我会更加保护家庭，尽量让三个小孩不受到任何干扰，让他们过快乐的生活。我不希望他们知道得太多。当然，心里会有点辛酸。

　　新民周刊：您自己会不会沦为一个工具，最终无法自拔？

　　邱毅：人可能变成一个工具，别人的工具，但是我不会。我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我觉得我不会，不可能成为任何人的工具。很多人说，今天能够有这样一个热潮出现，其实我应该成名得很早。其实不是，为什么到现在才轮到我，因为我不愿顺从别人，所以常常被挤压，被压抑。现在，我对政治已经没有太多期待，也不想再去混什么一官半职，这样的心态下，成为工具的可能性很小。一个人如果被利用，他一定有贪心，有欲望。当政治对我来说可有可无的时候，成为工具对我来说没有好处。

　　我打陈水扁，是因为他有错，“第一家庭”对我来说，跟一般家庭一样，它只不过是台湾“总统府”的一个房客。我没有把“第一家庭”看得多么高贵，我不会管它是谁，做错了我就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