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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德成--内蒙古民间反烟第一人


https://zylofonmediaonline.com/__proxy_domain/www.sina.com.cn 2006年05月22日16:58 内蒙古晨报

  内蒙古晨报报道(记者 刘小波 实习记者 尹智)“烟枪”的“阵容”固然庞大,但还是有人单枪匹马地站出来,举起“禁烟”大旗,誓与这个群体抗争到底。

  有人说他是英雄,有人说他只是个贪玩的“孩子”。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允许自己的生活归于平静,追逐梦想的身影一旦停留那将是对生命的妥协与放弃。

  这便是焦德成的生存背景,17年来,这个背微驼身子骨精瘦的老人走过了包头这座文明城市每一条街道小巷,宿命般地选择了与众“烟枪”们“宣战”,他还在继续。对此,我们是脱帽敬礼,还是该唏嘘喟叹?�

  从某种角度来说,现在的焦德成更像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

  昔日爱徒的因“烟”堕落最终促使这个年逾七旬老人下定决心要把“控烟”当成工作。1989年,焦德成在包头市组织并成立了“抵制灰色迷雾报告团”,主要工作是去包头市各大学校作报告,向青少年宣传吸烟的坏处以及不吸烟的好处。从此,他开始了17年愚公式的禁烟“传奇”。在即将到来的第十九个世界无烟日之前,焦德成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17年控烟“控烟斗士”叫板包头烟民

  他是包头市十佳环保志愿者;

  他是“全国控烟积极分子”;

  他是包头市“抵制灰色迷雾报告团”常务副团长;

  他是全国控烟最高奖——中国控烟贡献奖金奖获得者。

  孩子们称他“童心永驻”,而国际控烟专家称他“控烟斗士”……

  作为民间“控烟”志愿者,70岁的焦德成17年“控烟运动”的背后其实是一个棘手的大命题:关于吸烟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损害恐怕连小孩子都明白;从个人消费的角度看,吸烟的开支更是一笔“冤枉账”,即便是最“铁杆”的“烟枪”,也不会否认。而焦德成的特殊之处或许就在于,他在17年如一日地坚持着理性追问的同时,还有着执着的“控烟”风格,在公共场所遭遇“烟枪”之后,常常是现场说法加上耐心劝诫。

  “吸烟是因,变坏是果。”每次谈起这件事来,焦德成就痛心疾首,“当这支小烟民队伍‘不断壮大’时,我打心眼里产生了忧虑,于是就有了对青少年进行吸烟有害健康的教育,希望从根源上遏制住,让烟民从他们这一代‘消失’”。

  1989年初,在焦德成的努力下,抵制“灰色迷雾”报告团终于在包头市成立了。报告团成立之初,在包头市15所中小学共15000名师生中先后开展了不吸烟教育。很多学生公开了自己的吸烟行为,纷纷表示与烟彻底决裂,不少学生也成了报告团的积极宣传员,回家后规劝父母戒烟。仿佛一夜之间,人们都认识到了吸烟有害。

  直到1990年,一切才发生了改变——由他与包头电视台共同合作的《可怕的烟》,在世界无烟日那天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放。

  ★200场报告“我将为控烟事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公共场所是他的“战场”,烟民手中点燃的香烟是他的“敌人”。

  为了对青少年进行“不吸烟”教育,焦德成经常骑着一辆破摩托车往返于包头市三区之间。1992年,他由于过度疲劳,住进了医院,而此时恰逢世界无烟日,报告团的成员们劝他在医院安心养病,而他却一边打着吊针,一边主持了“包头市1992年世界无烟日”纪念会。

  2002年6月20日,全国控烟秘书长会议在珠海市召开,焦德成更是摘取了全国控烟最高奖——中国控烟贡献奖金奖。焦德成表示,“这是对我区控烟工作的最好认可,我将为控烟事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7年来,焦德成组织的抵制“灰色迷雾”报告团共为学校的青少年及社会各界作控烟报告近200场;在国家级、省级、市级媒体发表控烟论文以及文章180多篇;还为包头市的无烟学校、幼儿园、少年宫、医院、工厂、商场、车站、邮电大厅、储蓄所等一系列无烟示范单位的创建作了大量工作;报告团还为举办中国包头首届国际稀土会、创建无烟草广告城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等工作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焦德成先后参加了中国吸烟与健康协会成立大会及历届全国控烟会议,1997年出席了第十届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2001年出席了第六届亚太地区吸烟与健康学术会议。

  在做具体“控烟”工作的同时,焦德成还通过写歌、出音像制品的方式来提高人们的“控烟”意识。焦德成创作的歌曲《香港在呼唤》2001年10月下旬得到了大会组委会的认可。焦德成作为中国代表,带着自己创作的会歌,飞赴香港,出席第六届亚太地区吸烟与健康学术会议。当会歌《香港在呼唤》在维多利亚港湾唱响时,大会主席李绍鸿激动地走上主席台握着他的手说:“这首歌唱出了亚太地区控烟人士的共同心声,团结起来创建无烟世界是我们的期盼。”

  2003年8月3日至8日,第十二届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焦德成作为中国代表,也是内蒙古帷一一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他创作的《你好!赫尔辛基》被大会选定为主题歌,也填补了世界控烟大会无主题歌的空白。在会议期间,他总是被各国记者团团围住,甚至在下榻的宾馆也常常被媒体记者追踪。

  一些人讥讽焦德成是当代的“堂吉诃德”,形容他骑的那辆破旧的摩托车就像一匹瘦马,那个随身携带的破包也极像一个箭囊。但多年过去之后,每个人都蜕变成另一种姿态,唯有焦德成面色不改,一如往昔。

  ★四万欠款 公共道德的缺失与民间控烟的边缘化

  一方面,“草根”组织没钱确实也能做事;另一方面,缺乏资金又造成了很多事情无从下手。

  钱与草根组织的关系或许也需要用中国的一句流行语来概括:“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却是万万不能的。”作为一位民间控烟人士,焦德成和他的“抵制灰色迷雾报告团”多年来却一直处于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中。

  关于经费的问题,一直是焦德成内心深处的一块敏感区域。“我们不搞金钱,例如做报告,我们也从来不要什么钱。”在今年3月份,某媒体更是以《民间控烟组织遭遇经济危机》为题,报道了焦德成和“抵制灰色迷雾报告团”的另外一种困惑。对此,焦德成告诉记者,“我们从来没有经济危机,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就算借点钱,我也认。我们的成员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要谈什么报酬的事情。”

  而对“经费是草根组织发展的最大困扰”这一观点,焦德成持有异议。他认为没钱一样能干事,志愿者本身就是最常用的人力资源,此外通过各种关系也能使用其他免费的资源。焦德成更强调经费问题可能不是他和“抵制灰色迷雾报告团”面临的最大问题,因为“报告团的很多非常有影响的活动实际上并没有花多少钱。”

  对此,焦德成的老伴向记者坦言,“他这些年没存一分钱,到头来欠了一屁股债。光没法报销的车票、发票就攒了两书包,足有4万多元了。从他的那个报告团成立到现在,给学校的学生们作报告完全是义务的,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但作报告却是产生费用的,交通费、复印费等等,都得自己贴。还有参加国内一些大型的学术研讨会,同样会产生许多费用,许多参会的往返机票至今都无处可报。还有制作一些宣传‘控烟’的歌曲CD和磁带,都需要花钱,仅仅为1999年全国第八届吸烟与健康学术研讨会创作的歌曲《相逢在北海》,他就贴了3000多。”

  像焦德成这样的老人,尽管没有工资,却坚持在民间组织做事,确实令很多人不理解。焦德成告诉记者,“控烟工作的最大困惑并不是资金不足,而是很多人对这个组织的不理解。”街坊四邻对焦德成的行为也颇不理解。他每次出门,人们都问焦德成的老伴,“你们家老焦整天起早贪黑地折腾啥呢?肯定挣了不少钱吧?”她叹了口气,“他就是想实实在在地为社会做点事。毕竟是70岁的人了,他的体质又很弱,我只希望他能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

  记得有一次在一个饭馆中,焦德成的“控烟”之举不仅遭到众“烟枪”的集体抵制,还惹恼了饭馆老板,“你不让这些人抽烟,这不是在砸我生意吗?你以后不要再来了。”这样的“败绩”并不在少数。当然,这种不理解是来自方方面面,“干涉得厉害了,那就干涉人权了。不过,我有一个底线,在公共场所抽烟是不行的,这不仅仅是中国的禁令,也是国际的禁令。”焦德成对记者如是说。

  ★3000家环保民间组织 “草根”力量正在激活

  “在国外,控烟工作分为两种:一种是政府行为,一种非政府行为。对于我们的这个组织,我对外宣称有三条:第一我们这个团是一个民间组织,第二我们这个团不以盈利为目的,第三,我们这个团有很多的志愿者参加。”焦德成告诉记者。

  事实上,从1995年北京举行世界妇女大会开始,NGO(非政府组织)一词便渐渐被人们所熟知,与之相应,根据工作性质也称其为NPO(非营利性组织)。记者了解到,在海外,NGO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80—90年代高速发展。目前,NGO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和影响已经比肩政府和企业。它正在成为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等领域的第三支柱。

  刚刚发布的《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蓝皮书》显示,我国环保民间组织已有近3000家,而76.1%的环保民间组织没有固定经费来源。尽管如此,据有关专家预测,未来5至10年,我国环保民间组织数量和从业人员将会以10%至15%左右的速度递增,环保民间组织的人员素质和参与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中国既然已经签署了《公约》,就得履行一个大国的职责,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焦德成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副主任姜垣向记者透露,为确保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国家发改委、卫生部、外交部、财政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烟草专卖局等部门正计划成立一个控烟协调办公室,共同研究制定控制烟草的战略规划,并协调各方面履行《公约》的基本要求。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朱坦指出,“目前我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得不到政府政策性的支持。它们在自身能力建设上存在很多困难,很多环保组织是依靠一些有志之士的个人力量支撑着。现在有许多国家政府已经认识到民间环保等公益性组织是政府治理功能的必要补充,对社会的发展是有利的,因此采取了许多扶持它们成长的制度措施。如政府设立专项资金,为环保组织提供资金、场所等支持,鼓励民间环保组织开展环境保护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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