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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性恋电影不让公演，感到一种特别的无奈，那就是弱小的个人与一台大机器之间的矛盾。你的道理它就是不听，你对此也毫无办法。”性学专家李银河如是说，尽管无奈，她很坚忍。今年“两会”期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家庭与性别研究室主任李银河委托朋友向全国政协会议转交了一份有关同性婚姻的提案。虽然这份提案并未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同，但伴随李银河通过博客即时披露相关信息，以及网络上天涯社区的专项民意调查，使得这份特殊的提案以及李银河备受关注。此前，李银河撰写了大量有关同性恋的文章，并专门进行
个案访谈，著书立说。这次则是站出来，“真正为这个群体做一回具体的事”。李银河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绿色毛衣，淡淡的提花散落双肩，休闲牛仔裤。眼前的李银河，让人一下子很难把她与诸多“大胆、直白”的文字与言论联系在一起。她的眼睛略微呈褐色，眼光很柔和，一如她的语气。“唉，你能不能提一下，好多人都以为我是政协委员。”李银河一见到记者就谈起外界因为她的同性恋提案对她身份的误解。“我就是普通学者，要不然怎么会觉得连找一个帮助递交提案的人都挺困难。”这个被政协发言人认为是“超前”的提案，单单是能把它提出来，李银河也已费了不少周折。同性婚姻提案最早成型于3年前。当时，李银河曾把这个提案交给一位人大代表，但由于找不到30人附议，最终未能正式立案。去年，李银河设法把经过修改的提案转交给政协，提案名称改为合约婚姻。李银河这次向政协提交提案，同样花了不少气力。有的政协委员以不了解该领域为由拒绝。后来还是她的好友帮忙提交了提案，但朋友也嘱咐李银河不要公开其姓名。“全国做性相关研究的学者，总共就这么两三个人。只要我们几个中没有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那么政协和人大里就没有人是这个领域的。这不是两难嘛，不是这个领域的，不提这个议案；是这个领域的，不是委员，等于没有渠道提出来。这是属于我的学术领域，我不提就更没有人来提。”李银河对别人的拒绝表示理解，而又感到无奈。政协发言人吴建民已公开表示：同性婚姻在目前的中国有点超前。李银河对此并不意外。递交提案的当天，她和助手小郑以及一位同性恋朋友去吃韩国烧烤。“能通过吗？”朋友小心翼翼地询问。“肯定通不过，但也得提。”李回答。李银河深知一种观念转变并非朝夕，重要还在于发出声音。但是站在少数群体一方，代言申利，让她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助手小郑认识她有七八年，声称还从来没有见过李老师在工作上承受那么大的压力。以前埋头做研究的李银河，更多地是面对调查对象，然后出书做研究。但现在，李银河不得不直面来自网络的苛评，尤其不少意见还相当激烈。采访过程中，许多涉及社会反应的话题，李银河都是让助手小郑来代替回答。小郑讲话时，她歪着头，专注地听。时而又若有所思，用手指轻轻敲打鼻梁，或者两个食指不停轻轻来回地摩挲着。说起网友的指责，她甚至一度双眼湿润。“在黑色房间里打开小天窗”的人全国致力于同性恋、性学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每个人针对也有所不同。20世纪30年代，对国学颇有造诣的潘光旦就在中国古籍中查找了关于同性恋的记载，并作为附录附在所翻译的《性心理学》后面。这是中国近代对于同性恋的最早研究成果。李银河步潘先生后尘，从事同性恋研究，一做就是近20年。1988年，拿到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后，李银河回国进入北京大学做博士后，师从费孝通。她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文科博士后。当时，涉及婚姻家庭领域的很多社会问题研究都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处女地。李银河博士后的研究题目是：对离婚的、单身的、自愿不生育这三种人群，做调查分析。调查中，她偶然遇到一位30岁左右的单身男子。他坦白自己单身的真正理由在于自己是同性恋。接着，这位男子陆续给李银河介绍了很多同性恋者。另外李银河一位朋友做心理咨询老师，也给她提供一些线索。就这样，李银河的研究慢慢滑上同性恋的轨道。丈夫王小波跟她一起调查。到1998年，李银河出版了《同性恋亚文化》一书。这时，她已经和很多同性恋者成为朋友，她也不断接到同性恋者的信件和电话，甚至求助。一名武汉的同性恋者，因为和朋友分手，情绪激动，想报复社会，他想到惟一可以信赖的人就是李银河，于是辗转找来。当时，王小波刚去世，李银河还是和他聊了3个多小时。“她是那种在黑色房间里打开一扇扇小天窗的人。”同性恋者如是说。中国到底有多少同性恋者？李银河根据抽样调查和国际经验理论推断同性恋占总人口的3％至4％，意味着约3000万人群。“而且他们分布在社会各个阶层。”李银河说，她不仅要走进“他们的世界”，还要带领他们争取合法的幸福。李银河接受采访为何要收费除了同性恋问题，李银河还有其他研究领域：西方女性主义研究、中国家庭贫富分化研究、生育与村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家庭关系的变迁等。“我所在的单位是社科院家庭与性别研究室，这才是我的主业。”她给自己学术定位是：“婚姻家庭，性别与性。”就在面对网络针锋相对的反对意见同时，李银河也受到关于采访收费的非议。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媒体采访李银河，15分钟内免费，1个小时则收取500元费用。“这是我想出的主意。”去年考取经纪人资格证的小郑马上说道，“我现在正式作为李老师的经纪人，她一切事情都由我来打理。很多年轻记者写一篇文章，某些观点不太清楚，打电话聊1个多小时，本来看资料就可以解决。这样的电话很多。设想怎样设立门槛，让学者既能发出声音，又不占用自己的时间。”就在同性婚姻提案递交时，南方一家报社记者采访后披露此事。为此，有人抨击李，既然为少数群体发言，接受媒体采访干吗还收费，是不是缺钱花？“这个问题让您觉得很不痛快？”记者询问。“对，对，让她来讲。”李银河指着临时去接电话的小郑，不再多说一句话。“文章刊登出来，弄得李老师心情非常坏，这也是她心情不好的原因之一。以讹传讹，这个所里面，采访收费不是李老师一个人。”助手小郑这么解释。“我已经给那家报社写了一篇答辩，刊登出来。”李银河补充道。（据《南方周末》）李银河的只言片语1．同性恋不伤害他人，对社会的影响也不直接，就像酗酒或自由恋爱一样。它既不是犯罪和邪恶，也不是心理疾病，而是一种属于少数人所有的生活方式。2．不可否认，我们的社会还是一个盛行异性恋霸权的社会，同性恋亚文化作为一种小众文化，还是受到主流文化的压制的。我只是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在对待同性恋这样的问题上，还是有着历史和文化的优势的。3．目前，西方许多国家已陆续承认了同性婚姻或家庭伴侣关系……如果我国能够允许同性婚姻，将属于保护少数族群利益、反对歧视的立法，在人权方面使我国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天主教国家，在关于同性恋的立法上受到宗教方面的压力，要想通过保护此类少数族群利益的立法十分艰难；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同性恋并不太歧视，这是我们在人权方面可以得分的一个有利背景，应当善加利用。4．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对同性恋的看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和幼稚。虽然中国没有同性恋恐惧症，但对同性恋普遍的无知却达到了令人沮丧的程度。5．常有人问我：中国何时能够批准同性婚姻法案？这个时间表真是很难确定。自19世纪中国的大门向世界开放以来，有些方面进步快些，有些方面进步慢些———常常是经济方面进步快，观念方面进步慢。……观念上的进步应当不是太费劲，只要稍稍改变一下固有的想法，就很容易能够跟上世界潮流。比如，同性婚姻法案的通过在中国比起改变农民的贫困状态就应当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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