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左右娱乐业

　　-本刊记者/张凡常晟

　　蓬勃发展的娱乐业，实现了人民欢乐的权利，也创造了管理者众多的权力，在人民享受欢乐的同时，管理者也或多或 少的感受了权力带来的好处

　　婆特别多，最少有十几家。”北京

　　三里屯一家酒吧的老板小白曾在一家迪厅任经理，他的经验是，做为“特种行业”的歌厅、酒吧、夜总会都要经过十 几个部门的层层审批，取得他们颁发的合法执照。这之中，让娱乐场所经营者们最怵的是公安和文化部门。

　　管理权背后的越位

　　据有关资料统计，2005年，公安部门受理民警违规从事赢利活动36件，吸毒、贩毒、嫖娼、赌博138起，大 部分发生在公共娱乐场所。

　　过去一年中披露出来的事实令人吃惊，因为在歌舞娱乐业最盛的1998年，中央政法委的四条禁令中就明确规定“ 绝对禁止政法干警参与经营娱乐场所或为非法经营活动提供保护。”但仍然有不少警察顶风作案。而警察之所以敢充当保护伞 ，或者直接开办娱乐场所，是因为公安部门手里握有的审批权和管理权。“大官吃大鱼，小官吃小鱼，哪儿都这样。”小白说 干这行就得服警察管。

　　显然，在搞好关系的同时，一些警察越过管理者的角色，而成为了娱乐场所背后的主人。2004年，四川省公安部 门出台了“8条严禁”措施，内容涉及严禁警察经营或参与经营娱乐场所。但始料不及的是，禁令的出台竟让各地派出所所长 纷纷萌生了辞职的念头，其中一个县的30个派出所中，竟然有14个派出所的所长有意辞职。

　　管理和被管理者的游戏规则在利益面前发生了扭曲。

　　审批和管理权的重新分配

　　尽管娱乐行业是多头管理的行业，但显然，管理者缺乏应有的监督，但关于管理权分配的争持却从未停止过。

　　在1999年7月1日施行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简称“旧条例”)规定中：设立娱乐场所经营单位，应当经其 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公安机关和卫生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审核； 经审核合格的，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多个部门的审核，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拉锯效益，但是却缺少互相监督。“哪个庙门没拜到，哪就会出问题。”太原 歌城的经理杨晓春说，谁都要审核，谁都说了算，所以凡是管理部门，就都要恭恭敬敬。

　　就在“旧条例”实施了5年之后的2004年，公安部首先以“社会与市场现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由，对“旧 条例”提出了修改建议。

　　之后，文化部会同国务院法制办召开了一次修改工作座谈会，还邀请了部分省市文化厅局文化市场处的管理者、娱乐 场所经营者。会后，与会者在“共识”中写道：“文化部门在政府中属于弱势部门，在娱乐场所管理中处于责大权小的尴尬境 地。要明确与其他各部门的职能和责任，条例的修订应该由文化部门牵头。在罚则中补充进文化部门吊销许可证的权力。”

　　同时，针对公安部门权限过大问题提出：“公安部门对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修改意见虽然有其合理部分，但是忽略了 文化部门才是娱乐行业主管部门的地位，治安、禁毒等问题是《治安法》的解决范畴，大量的写入娱乐条例冲淡了其作为专门 法、行业法规的特点。”

　　随后，出台的新《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规定：设立娱乐场所，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设 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的娱乐场所，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地方政府获益娱乐业

　　在文化等部门的权力分配中，政府则表现出相对的平衡的态度。“对于一个娱乐场所，当地的数个职能部门都竭力从 中分得更多的羹，但最大的获益者还是政府。”小白说，“我以前管理的迪厅，每年给区政府要交大概800万的税费和管理 费，这还都是明面上的。政府只会支持，怎么会取缔呢？”

　　除了地方财政获得的高额娱乐业纳税金额，娱乐业本身具有的招商引资功效也是各地方大力支持娱乐业的缘由之一。

　　2005年5月，保定市公安局南市区分局出台了一个八项措施，其中一项是：除必须立即处置的治安、刑事案件外 ，未经局长批准，不准随意到公共娱乐场所进行检查，扰乱企业正常经营秩序。

　　媒体也曾经报道过所谓的警察“破坏投资环境”的新闻。1997年夏，阜阳市一名正在房间里嫖娼的外商被警察捉 住。派出所按程序对这名外商处以罚款，时任阜阳市委副书记、市长的王怀忠当晚得知此事后，暴跳如雷，第二天便责令派出 所写检讨。

　　后来在一次大会上，王宣布，以后这类事不准再查，“谁要是查，就是影响阜阳的政策开放，破坏阜阳的投资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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