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九个人眼中的重庆九年直辖

　　明天是3月14日。9年前的这天，全国人大用196个字的决定，改变了一座城市的命运。重庆直辖获得通过9年的今天，本报以普通百姓视角切入，去感知、去见证、去分享———

　　春天，这支歌仍在婉转地唱

　　张卫

　　明天是3月14日———一个注定要让重庆人纪念的日子。

　　9年前的3月14日，通过4分钟表决后，全国人大批准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196个字从此改变了一座城市的命运。9年蹒跚、9年跋涉、9年之痛与9年之爱，3200余个日日夜夜的远逝，让多少重庆人经历了一辈子都未曾感知的沧海桑田！

　　这支春天的歌却注定要在那一刻唱响。9年前的3月14日，北京，就在2000余代表尚未按下表决器之前，还有外地代表开玩笑问：“连六朝古都都没直辖，重庆凭什么？”重庆代表当即回答：“凭的是三峡工程、百万移民。如果谁能把这两副担子接走，重庆可以不直辖！”

　　说得理直气壮！9年来，重庆做得是否理也直气也壮呢？应该说，重庆人交出了一份让世人满意的答卷。因为他们用辛劳和汗水，翻开了一座古老城市的崭新篇章，从此让“八百里美丽三峡，三千年魅力重庆”不再只是诗人笔下的梦幻：八百里三峡正彻底改变容颜，三千年来长期处于平静睡态的重庆，也开始了真正巨变。

　　9年来，这支歌始终在婉转地唱：当无数异乡游子再也找不到童年的家门时，他们熟悉的惟剩乡音；当无数身板渐衰的父母，在宽阔的广场上重拾青年时代的狂欢时，城市人气更加旺盛；当无数华灯照亮两江三岸时，英雄的才情与美女的热辣，让多少容颜在夜色中改变？百万大移民、天堑变通途、高楼平地起、GDP飞跃、

　　春天，这支歌仍在婉转地唱。普通百姓在这9年里，经历过怎样的快乐与郁闷、痛苦与幸福、付出与收获？今天，本报把视点放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历练或许只是沧海一粟，却反衬着这座城市腾飞的轨迹。

　　雷亨顺：那一年经历大悲大喜———专家眼中的直辖九年

　　【人物档案】80岁，湖北人，重庆大学教授，七届、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讨论通过三峡工程建设、中央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提请全国人大通过两次历史性事件的亲历者。现任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

　　3月4日，星期天。重庆大学文科楼没有开电梯，从底楼到五楼办公室约有90级台阶，80岁的雷亨顺教授可以一口气走上来。

　　这位看上去身体虚弱的老人满头银丝，说话中气十足。与他谈话，即使是理论味十足的大事，听者也不感觉乏味———这源于他多年的教学经验，亦或是他对问题与众不同的看法。

　　直辖前患上重症

　　1996年1月初，70岁的雷亨顺突然患上了胃癌。不动手术，万一癌细胞扩散后果不堪设想；动手术———毕竟是古稀老人，能吃得消吗？

　　雷亨顺并没有慌张，“我心里明白，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得了就得了，慌张反而自乱阵脚。”

　　“那年1月16日，手术结束后我苏醒了。医生告诉我手术很成功，但胃被切除了80%，只保留了一部分贲门将小肠直接接上———我成了没有‘胃口’，没有大肠的干净人。”

　　当时国内治疗癌症是手术、放疗、化疗三个步骤。专家认为这是一种“拿得稳”的治疗方法，但雷亨顺开始质疑那种保守治疗。“我曾看过癌症患者术后化疗放疗的痛苦模样。难道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了吗？不行，我不化疗、放疗。”经过反复权衡，他决定采用药物和精神治疗同步恢复的办法，克服癌症术后的身体康复。

　　尽管遭到两位专家的强烈反对，但他还是以乐观豁达的心态坚持了下去。一年后，奇迹出现了。医院例行检查发现，他比采用化疗、放疗的癌症患者术后恢复得更好。医生见了他很吃惊：雷老，您与死神搏斗了1年，您胜利了！

　　跑库区跑了九年

　　“如果不是每天满脑子想着新重庆发展课题，可能我熬不过那年。”对雷亨顺来说，1996、1997这两年，他体验到人生的大悲大喜。

　　1996年底，雷的老伴因癌症晚期离开人世。他至今自责自己一头扎进课题研究里，耽搁了老伴的及时治疗。

　　此后十多年，这位没有“胃口”的老人每年都往三峡库区跑，将三峡建设和移民问题作为主攻课题。“七届、八届全国人大两个五次会议议题都与重庆直辖有关，而我就是见证者。”雷亨顺为此骄傲。

　　9年来，他的身份很特殊———既是研究三峡库区移民安置、环境保护和库区经济发展的知名专家，又是参政议政的重庆市政协常委。他这样评价9年来重庆直辖发展之路：“9年来的重庆发展很快，今非昔比。”

　　他姐姐1945年离渝赴美定居，前年回国看望他时称：“重庆的立交桥建设和发达国家水平接近了。真是了不起的变化！”

　　对重庆问题预警

　　他还是个敢说敢干的倔老头！只要是关于重庆经济发展的采访，他都来者不拒，并常常语惊四座：“重庆虽然进步很大，但是如果理性地思考，其实潜在问题比较多的，某些方面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作为最先发现三峡消落带可能引发生态危机的三峡问题专家，这位冷静的老人发出预警：据官方资料，直辖前3年，重庆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排名21位，2000年下降到23位，2004、2005年是24位。“下滑趋势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我们是发展壮大了，可全国其他各省市都在发展壮大，他们可能比我们快。”

　　重庆计划在十一五完成投资7000亿元，同时保持每年10%的增长速度。“这些数据是十分鼓舞人的。但是我又非常担心甚至忧虑的是，三峡库区、民族地区与主城发达都市圈差距越来越大。库区原有基础破坏了，新的没有建立起来，今后发展受严格的环保约束，投资成本要增高。”

　　还有许多的问题，他都以专家的严谨提出质疑与建议。“我说出了真相，说出了一个观察者、思考者必须说的话，并不怕人家说我较真。相反，这种预警越早越好。”

　　李洪霞：隧道增多了100倍———架桥人眼中的直辖九年

　　【人物档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享受政府津贴专家，重庆市公路学会道桥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任重庆高发司副董事长。

　　“不要宣传我，事情是大家做的。”戴着眼镜、长着一张娃娃脸的李洪霞对记者说。

　　那么，被同事们称为“坚信高科技是最好的修桥方式”的人，能谈谈高科技吗？李洪霞这才打开了话匣子。

　　几百里外监控施工

　　在电脑里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液晶显示屏上就出现一幅热火朝天的施工画面，画面下方有一行小字———“忠县长江大桥八号墩”。

　　这是记者日前在李洪霞办公室见到的一幕。显示的施工现场画面可以360度旋转、缩放，工地上的一颗钉子、地面的一滴水渍都清晰可见，数百里之外的施工现场尽收眼底。把这一切变成可能的是无线网络监控系统。这是重庆乃至西南第一套用于施工的无线网络监控系统，由李洪霞引进到忠县长江大桥项目。

　　“看这个焊工在焊什么。”李洪霞用鼠标点了一下，画面拉近，钢板上的电焊点映入眼帘。李洪霞说，系统不仅可以24小时对施工现场实施监控，而且会将全过程录像。如果发现操作不规范，可随时与工地负责人联系，要求纠正。随后开工的几座大桥，都将安装这种系统。

　　而过去了解这一切，必须亲临现场。

　　李洪霞至今记得，检查大佛寺长江大桥施工现场时，先坐船到江中心，然后手足并用攀爬Z字形扶梯约半个小时，才登上70多米高的桥墩。在铺满钢筋的桥墩上，一站就是两小时。爬下桥墩回到船上时，手脚发软，出了一身冷汗。

　　穿皮鞋进隧道工地

　　科学不仅仅体现在技术上，管理水平同样能提高效率。

　　以去年3月开工的方斗山隧道为例。由于双洞长7600米，是在建的西部第一、全国第三长的高速公路隧道。这条隧道施工期间，不仅汽车可以开进去，而且人员进出可以穿皮鞋，且不用戴口罩。

　　一直以来，隧道工地满地泥浆和积水，烟雾和灰尘缭绕。李洪霞至今记得，1997年，去铁山坪隧道施工现场，必须穿过膝的男式统靴、戴口罩才能进隧道。即便这样，走出来时裤子也被地上的积水和泥浆溅湿。

　　方斗山隧道何以能穿皮鞋进场？李洪霞笑着说：“就是因为实行了科学的现场管理，并且将环保和管理水平写进了合同。”合同要求施工方必须进行场地硬化、修建两侧排水沟和弃渣场，以及控制粉尘等。

　　李洪霞说，9年前，高速公路上无跨江大桥，隧道仅2个。9年后的今天，仅长江、嘉陵江和乌江上的跨江大桥就有15座，隧道200多座，“是9年前的100多倍”。

　　徐谋：带动交通走向高速———铺路人眼中的直辖九年

　　【人物档案】从事路桥建筑17年，2005年度重庆市劳模，现任高发司垫利分公司总经理。

　　从重庆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机场高速，到今天四通八达的出境、出海高速路，都有徐谋的汗水和足迹。可以说，截至目前，他的工作史，也是重庆高速路的建设史。

　　徐谋，见证了重庆高速公路的发展历程。

　　23公里路修了3年

　　重庆的第一条高速路，是机场高速。那条全程仅23公里的路，从1986年开始修，3年才完工。

　　徐谋笑着回忆：“修路的是交通局从事养路的一群技术人员和道班工人，技术力量比不上当时的城建局和市政工程公司。很多人并不看好，有人甚至说，你们3年修好高速路，我手心煎鱼吃！”

　　“以现在的水平，修23公里路，哪用得了3年哟！”指着高速公路示意图，徐谋对记者说：“去年我们有8个新项目同时开工，今年在建项目达到20个！”

　　让技术为建设省钱

　　坐在高发司副董事长宽大的办公室里，徐谋很平和地对记者说：“我现在头上有几个官帽子，但我更愿意别人把我称为技术人员。”

　　说起修路的技术，徐谋可算是行家。徐的同事提供了一份资料，上面列举了由徐谋参与的获奖科研项目及优化设计项目、合理化建议方案，约30项，包括交通部、重庆市科技进步奖，全国“金桥奖”，以及市级成果发明奖等。其中“横张预应力砼梁工艺及性能试验研究”等两个项目属国际领先水平，交通部委托市交委编制该技术的设计规范，准备向全国推广。

　　除了创新填补空白，科学技术还能实实在在地省钱。修建渝长高速路时，就因为徐谋和他的同事3项重大优化方案，就节约投资2亿多元。在界石至水江项目中的界石互通立交，以及遂渝路的高滩岩互通式立交，徐谋提出的设计优化方案比原设计均可降低造价千万元以上。

　　为修路暴走20年

　　当人们从高速公路上疾驶而过时，很少有人能够想象到修路的艰辛。事实上，仅仅是前期勘测，就能造就“暴走族”。

　　徐谋就是这样，高速路建设20年，就“暴走”了20年。其间发生的一些事，徐谋至今记忆犹新。

　　1997年修建渝长路时，徐谋一行人到御临河踏勘。从早上启程，翻过铁山，下鱼嘴到复盛，沿着崎岖的山路穿越御临河峡谷。勘察完已是正午，大家都饥肠辘辘，放眼一看，四周荒无人烟，没地方吃饭。返回的路上，又累又饿的徐谋在农家买了一包糖豌豆，给大伙充饥。谁知打开一看，尽是霉点，无人敢吃。回到复盛已是下午3点多钟。

　　同年，渝黔路开工典礼，赴会车队沿施工便道奔赴綦江，哪知突然天降暴雨，车被困在泥淖里。大伙冒雨推车，浑身湿透。走了一段，竟然又发生山洪，不少车被困在半山腰动弹不得。几经挣扎，最晚的车次日凌晨才抵达。

　　徐谋的记忆点滴，串起重庆高速路的发展史。重庆的高速路，由直辖前的机场高速和成渝高速，发展到今天的“二环八射”，出境、出海通道全部打通。

　　作为高速路的见证人，徐谋深感骄傲的是这样一组数据：直辖前，重庆的高速路在西部处于落后水平。9年后的今天，包括在建项目已使重庆每百平方公里拥有高速路里程达2.2公里，与发达的东部地区持平。而西部和中部的平均指标分别是0.53和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