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超院士的春节之最

　　年初一，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没有了平日的人流穿梭，长长的通道显得空旷。就连不少病人也选择临时出院，与亲人在家团聚。

　　冷冷清清。吴孟超偏要往冷清处跑：把

　　新年第一声问候送到病人身边，对医生而言，不过是举手之劳，却能让病人的心，温暖许久。

　　年年初一，年年如此。

　　走进病房，先拱手向大家拜年问好，再到一张张病床边，问病情、做检查、聊家常、劝慰病人好好养病。

　　医生和护士们佩服老院长。他做的，其实都平常，但谁能像他这样数十年如一日，永远首先把病人放在心上。

　　只有相濡以沫的老伴理解：一名医生，没有应付病人的权力，只有为他们解除病痛的义务。

　　吴孟超谈起这点很欣慰，大过年还忙着医院不顾家，一般人多多少少会有些别扭，何况到肝胆医院求医的病人不少具有传染性，可家人从未因此劝阻他。

　　老伴悄悄说，“劝了也没用”，他的心全系在医院和病人身上，“春节”两个字，根本不考虑。

　　而大部分病人并不知道，这个笑眯眯来拜年的老头儿就是大名鼎鼎的吴孟超。

　　这样的事发生过好多回：为病人做检查，摸摸脑门，按按肚子，叩击听一听。临了，顺手为病人拉好衣服，掖好被角，弯腰把病人的鞋放在方便下床的位置，直起身，不忘关照一句：趁热喝点粥，听话，新一年里，大夫会帮你治好病的。

　　病人留意到他胸卡上小小名字，往往惊得半天合不拢嘴：原来，他就是院长吴孟超。

　　在他们心中，“吴孟超”这三个字是一种传奇，象征着拯救也象征着希望；在他们心中，“吴孟超”这个人也许也应当更加威严、更加神秘、更加不苟言笑。

　　但吴孟超更乐意做那个笑眯眯来拜年的老头儿。

　　他不把自己当作院长、专家、教授，他说自己是一名医生。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病人没有高低贵贱，医生的职责就是善待每一位病人。

　　医家心，病者心。正是如此，在春节，吴孟超总会被来自天南地北的感激包围。

　　安徽农民陆本海，寄来自己亲手种的茶叶。吴孟超的一刀，曾成功切除他肝部生长的巨型海绵状血管瘤。18公斤的瘤体，至今仍保持世界最大的纪录。

　　年逾七旬的蒋声和，年年不忘电话问声好。1999年，他肝癌复发时，吴孟超破除不宜再手术的禁区，对他进行复发癌根治术，生死线上，救回了一条命。

　　听到这些老病人的消息，吴孟超的笑意会从每一条皱纹里溢出来：他们的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病人，他当作亲人；医院就被他当作自己的家。

　　有时，比家还重要。

　　拜完年，查完房，老爷子不回家，却要在这个“家”里到处走走、看看。地上有纸屑，顺手捡起来；哪个房间灯没有关，伸手关掉，嘴里边嘟囔：没人还开着？败家！

　　老伴有时埋怨：自家的门牌号都记不清楚，医院哪把手术刀放在哪儿，问他，一清二楚。

　　吴孟超把医院视作心肝宝贝。这既是他挽救生命的战场，也是科研攻关的基地。医院里的每一个实验室、每一套手术器械，甚至每一滴水、每一度电，在他眼里都弥足珍贵。

　　春节结束，他会“凶巴巴”通报“巡视”结果：谁把手术手套随随便便扔在更衣室了？谁开着洗手池的笼头没拧紧？谁用过的仪器没有复位？

　　最后还是接那一句：败家。

　　跟随他20多年的护士长说，老爷子把医院当成一份必须诚心诚意对待的事业，不允许浪费，也容不下随随便便。

　　这个由他一手策划、筹备、建立起来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至今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肝胆专科医院。

　　最难忘的故事

　　在吴孟超的记忆里，只有一个春节是例外。

　　因为例外，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老爷子说，那是在1993年，那年冬天，他和老伴一起回到阔别多年的第二故乡：马来西亚北婆罗洲一个名叫沙捞越诗巫的小城。

　　这是他工作后第一个不再穿白大褂的春节；也是第一个和家人一起度过的春节。

　　第一，而且唯一。

　　吴孟超遥遥想着那个特殊的春节，眼神有些迷离：“在离开了整整53年之后，那一年我重新回到马来西亚。”

　　——记者手记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吴孟超再次踏上诗巫的土地，已是誉满学界的大家耆老。这一年，他已在肝癌临床治疗领域确立了自己的领军地位，他领导的实验室也开展了一系列科研探索。这一年，两鬓斑白的他刚好迈入古稀之年。

　　当地华侨打着欢迎吴教授访问的大红横幅欢迎他。吴孟超有些恍惚，更多的是激动。

　　在这个新旧交替之际，他终于回到少年时成长的地方，也终于见到53年未见的亲人。

　　自从1927年，母亲飘扬过海，把5岁的他和两个弟弟一起从福建闽清县带到诗巫，投奔先到马来西亚当劳工的父亲，这个家族就在此生根、繁衍、发展。

　　作为长子的吴孟超共有3个弟弟，3个妹妹。除了他回国发展，弟妹们都留在马来西亚，各自成家立业。

　　离乡多年的兄长再度和弟妹们聚首，隔着53年的光阴，曾经的少年一个个白了头。其中，一个弟弟已经去世。

　　这是欢乐中带着哀伤的春节。当年由几块土砖、几张草垫搭起的老屋已被修葺成整整齐齐的砖瓦平房；当年由华人建起的小城诗巫，却亲切如昔。沿着印象中的乡间小路，吴孟超见到了95高龄的大舅母，找到了就读的光华中学，还遇到了儿时最好的朋友。

　　这也是感慨中不失热闹的春节。在诗巫这个类似于华人集聚区的小城，春节的气氛比国内更加浓烈。舞狮舞龙，爆竹烟花，家家户户贴着春联，挂着大红福字，当地居民的日常用语是普通话和福建家乡话，走在路上，飘入耳中的也句句是乡音。

　　吴孟超的春节在对重逢的喜悦和对岁月的感慨中渡过。庆祝过后，他提出要到父母的墓前看一看，上炷香。

　　这一看，吴孟超再也忍不住眼泪。脱下眼镜，擦泪；戴上，依旧泪水纵横。

　　老伴知道：他是孝子，但53年前一别之后，他几乎没有在父母膝下尽过一天孝。

　　吴孟超心里烙着深深的歉疚。

　　1956年，父亲患胆石症，在马来西亚两次手术均告失败，不久撒手人寰。消息传到国内，风华正茂的吴孟超犹如遭遇晴天霹雳：他刚刚在肝胆外科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刚刚完成了几个高难度肝胆手术，如果他能为父亲进行手术，胆石症完全可以治愈。

　　只可惜父子之间还隔着无法跨越的重洋。

　　吴孟超第一次感到身不由己的无奈和痛苦。

　　80年代末，一度和吴孟超失去联系的家人，从海外报纸上看见他的大名。年逾八旬的母亲思儿心切，立刻让三儿子回国核实。一别近50载的兄弟俩重新聚首，在机场抱头痛哭。

　　由于正在着手筹建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吴孟超无法和弟弟一同回到母亲身边。他特意挑选了一双绣花鞋和一只手镯，附上自己的一盒录像带，让弟弟先捎回去。等几个月后，安排好一切，就把母亲接回来。

　　这给吴孟超留下了终身遗憾。

　　老母亲得知儿子在祖国已成为一名出色的医学专家，生活工作一切安好，终于放下一颗心。几天后，老人在睡梦中安然逝去。

　　吴孟超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1天1夜。

　　为了挽救更多病人，这双曾经创造无数奇迹的手，竟无法留住至亲的生命，甚至在双亲临终前都未能侍奉一碗汤药。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对于吴孟超而言，另一句话更为合适：忠孝难两全。

　　他是一名医生，所以，他别无选择。

　　最深厚的感情

　　丙戌年春节，吴孟超带着刚获得的国家最高科技奖，迈入第七个本命年。

　　春节怎么过？

　　休息？庆祝？阖家团圆？外出旅游？

　　早在节前，老伴吴佩煜已悄悄透露：都不是。他呀，停不下，也歇不了，即便是在春节的日子里，也披上一襟白大褂，双脚不由自主往医院跑。

　　新年到病房，给病人拜个年道声好，吴孟超已成习惯。

　　大年初一早晨，84岁的他照例6点起床，8点出门。

　　路边还留着昨夜的鞭炮屑，他踏着一地红屑走向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步履轻快，神情矍铄。

　　熟悉他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吴孟超可以把一切看得很轻很淡；唯有病人，在他的心里很重、很重……

　　最平常的工作

　　说起春节故事，吴孟超呵呵笑：我的春节，总是在病房里，和病人在一起。没有什么惊心动魄，只能算一名医生最平常的工作。

　　一间间病房依次跑，一位位病人轮流问。每个年初一，老爷子都要到医院向病人拜年，这已成为医院上下都知道的惯例。

　　从事肝胆外科整整50年的吴孟超记不清，这样的做法从何年开始。只有一点能肯定，医本仁术，当年，老师裘法祖也这样语重心长：医生要渡人于津梁，把病人一个个背过河；再一个个背回来。

　　吴孟超身体力行。 ——记者手记

　　从马来西亚回到中国那年，吴孟超才17岁。

　　至今，他还能报出具体行程：1月3日从诗巫出发，经新加坡、西贡、河口，终于在1月28日抵达昆明。同行的，还有6个同学。

　　到昆明不几天，就是春节。1940年的春节，也是他重返祖国后第一个春节。

　　吴孟超凝神回想，忽地笑了：不记得啦。几个乳臭未干的娃娃，在一起还能怎么过年？沉默片刻，老爷子又补充一句：那时候，未必太在意春节。

　　也许真是这样。

　　那一群少年的心中，正澎湃爱国的热情，要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报效祖国？17岁的吴孟超站在人生的十字街头。

　　——记者手记回国途中的一件事，对吴孟超触动很大。

　　在有“东方小巴黎”之誉的西贡，他和同学排队等候签证。队伍终点，坐着一个矮胖的法国官员。

　　好半天轮到吴孟超，他从桌上拿起笔，正要在登记表上签字，那个法国官员拦住了他：“不行。你们不能签字。”指指边上的印泥盒，“你们，要盖手印。”

　　吴孟超懵了：前面办理签证的几个白人都可以签字，为什么我不能？

　　“你？”官员打量吴孟超：“你们黄种人签什么字？”

　　吴孟超浑身的血好像一下子涌上了头，“我们又不是不识字，英文中文都能签……”

　　没等他说完，对方大吼起来：”废话！你们就是只能盖手印！”

　　吴孟超再也按捺不住，“我们有权利写自己的名字！”

　　那个法国官员突然冷笑起来，一挥手，十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迅速把吴孟超和他的同学们包围起来。对方得意的眼神中，吴孟超咬着牙，把手伸向印泥盒，再将沾满红色印泥的手指狠狠按下去。

　　连夜，他和同学们离开了西贡。

　　这是少年吴孟超第一次体会到羞辱。过去在马来西亚念书时，英国殖民当局禁止学校讲授中国历史，但在吴孟超就读的光华中学，校长是一位坚定的爱国华侨。

　　初中毕业时，按照惯例要由学校和家长共同出资组织聚餐。吴孟超却觉得：应当让聚餐费发挥更有意义的作用。他建议把这笔费用变成特别捐款，支援祖国抗日。

　　于是，一笔署名“北婆罗洲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初级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的抗日捐款，通过海内外爱国人士的接力传递，送到了延安。

　　谁也没想到，不久后，延安以朱德、毛泽东的名义给他们发来了感谢电。

　　这更坚定了吴孟超回国加入抗日队伍的决心。

　　1940年1月3日，他含泪挥别抱着妹妹在码头送行的父母，踏上回国之路。

　　兴冲冲来到昆明，吴孟超和伙伴们当天就遇到意外：放在旅馆的行李衣物全都不翼而飞。孩子们到警察局报案，几个警察敷衍着让他们回去等消息。

　　“这就是我们的祖国吗？”看着兵荒马乱的昆明，有的同学动摇了。

　　吴孟超坚定回答：儿不嫌母丑，现在是祖国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决不当逃兵。

　　他选择读书救国的道路。没有学费，依靠自己早晚卖报、做家教、同学接济等方式，艰难地维持学业。

　　也就在同济附中，他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夫人的吴佩煜，并与她一起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同济医学院：行仁术，救世人。

　　日本投降的1945年，吴孟超意外遇见了父亲。

　　不远万里赶来中国寻找儿子的父亲态度很明确：要吴孟超跟他回马来西亚。

　　“不，我要留在这里，再困难也不在乎。”倔强的吴孟超拒绝了父亲。

　　他留在了中国，他深爱着的祖国。

　　即便多年以后，吴孟超仍对这段战火纷飞中的岁月刻骨铭心，战火纷飞中的热血激情依然昂扬。

　　他创立的“五叶四段”理论，打破了外国专家“中国的肝外科要达到国际水平，至少还要二三十年”的断言；

　　他用高达91％的原发性肝癌手术成功率，在第28届国际外科学术会议上刮起“吴旋风”，外国同行惊叹：沉默的中国人以东方特有的睿智，悄无声息地跨入了国际肝外科手术的领先行列。

　　吴孟超，50年肝胆春秋，推动他攻克一个个难题的源动力只有两个：国家，和她的人民。

　　无论是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还是一位科学家，始终把自己的事业，与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利益紧紧相连。

　　吴孟超，用那把银光闪闪的手术刀，在中国医学史上刻下了他对祖国母亲的无限赤诚。

　　本报记者孟知行徐琪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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