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为什么告“御状”

　　农民开心。

　　因为告“御状”容易了。

　　农民忧心。

　　因为告“御状”也不管用了。

　　2005年，注定要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西北郊东营村1000多位农民心头，留下酸甜苦辣百般滋味。

　　这一切，都缘于告“御状”。

　　村民联名告“御状”

　　东营村的1000多位农民，在今年2月底着实兴奋了一阵子：他们写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等人的信终于有了回 音，有关部门也给了初步答复。他们认为，这下子，长达两年的村“两委”换届选举纠纷有望解决了。

　　从2003年2月以来，官民双方分别组织了东营村数次村委会换届选举，但每次的选举结果都不被对方承认。官民 拉锯战导致全村党员一年多没有正式的党总支部书记，全体村民两年多没有可以行使职权的村委会。

　　村民曾向乡、县、市、省、中央逐级反映问题，事件却始终得不到圆满解决。最后，1000多村民不得不联名给胡 锦涛和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写信反映问题。

　　2005年2月21日，河北省委信访局回复写信的村民，办理反映的问题需要2个月的时间。

　　但截至4月22日，当地政府并没有给上书的农民一个满意的答复。

　　为什么非要告“御状”

　　农民直接向中央主要领导告“御状”，或许是受到了李昌平和熊德明的“鼓舞”。

　　2000年3月，李昌平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为题，给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写信，说“农村真穷，农民真苦 ，农业真危险”。朱总理对此信两次批示，使三农问题成为舆论热点和政府决策的焦点。2003年10月，重庆云阳县人和 镇龙泉村农家妇女熊德明向下乡考察的温家宝总理反映丈夫打工的工钱被拖欠，导致各级政府开始大规模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 。

　　如果得到总书记或总理的明确批示，则问题有望迎刃而解。对“御状”效力的深信不疑，是农民鼓起勇气告“御状” 的最大动因。

　　农民告“御状”虽然看起来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背后却透着深重的悲哀：正是各级地方政府和党组织、信访部门“失 信于民”，农民才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御状”上。

　　信访等部门擅打“太极推手”，以致农民以往连想也不敢想的告“御状”，竟然成了惟一可靠的选择。

　　新政治难题亟待解决

　　并非所有的告“御状”都管用。东营村村民联名告的“御状”，虽然在省一级信访部门那里听到了“回音”，但随后 就等不到了下文。如果只得到笼统批示，问题又沿着中央、省、市、县、乡的路径，逐级退回到农民自身，那么问题就会依旧 存在，矛盾更可能加剧。同时，中央政治权威也将有所流失。

　　东营村被农民选出而不被官方承认的村委会主任田秀国，就曾对记者说：“给总书记写信都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农民 还有什么办法能实现村民自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曾调查了632位进京上访的农民，他们走访的部门平均在6个以上， 最多的达到18个。然而，有74.2%的上访者认为，包括党中央、国务院在内对他们所反映的问题“都推来推去”，没有 决心解决。于建嵘的结论是，信访者在北京四处投诉后，可问题并不能真正得到解决，导致对中央的政治权威的认同发生非常 明显的变化，进京上访成为了中央政治权威流失的重要渠道。”

　　信访体制不顺，机构庞杂，缺乏整体系统性，导致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已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央政治权威 经受新的冲击。

　　据统计，在新一轮经济发展和小城镇建设浪潮中，出现了4000万“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 民”，其中不乏正当权益受到侵害者和生活、发展水平下降者。自2005年开始，或许会有更多的农民走上告“御状”的维 权之路。而这无疑是对国家政治权威和执政者能力与智慧最直接、有力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