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执教的争议

　　高官执教的争议

　　近年来，省部级高官退休后进入高校任教更是蔚然成风。

　　和退休官员“下海”现象一样，退休高官进入学界，同样引起了人们的争议。

　　有人认为领导干部卸职从教，是“能上能下”的表现，疏通了此前为“官本位”观念所淤塞的退出通道；也有人提出，官员当政期间从教多半是兼职教授，而现在要转为专职教授，身份变成了专门的学术研究人员，应该重新核定资格。

　　支持者说，目前不少大学的学院院长，尽管学问不错，就是没有本事弄来资源。这是这些学院发展的致命弱点。其实，大学不缺少专家，却真的缺少有管理才能和能够带来资源的领导。

　　同时，这些高官进入大学，也能够促进大学专业方向的调整，找到人才培养的未来方向。大学培养自己需要的研究型人才毕竟是少数，更多人才要走向社会。因此，他们进入大学，不会影响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反而会为大学人才带来出路。

　　“这是中国官本位造成的，为什么那么多大学争着请官员，就是看中他们手上的资源，而美国高官退休之后，很多大学还不要。”一位人大的知名学者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反对者还提出，学术成就应是大学选才用人惟一的出发点。基辛格出任国务卿之前就是哈佛大学教授。但当他卸任国务卿想回哈佛当教授时，却被哈佛拒绝，原因是他提出不上课的要求，假如我们为这些基本不上课的卸任高官开辟从教的“绿色通道”，是否也会让大学面临相似的尴尬？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谓有大师之谓也。同理，大学也并不是有大官之谓也。无论如何，只看重卸任高官的‘关系资源价值’而非学术价值，并不是对卸任官员的真正尊重。”

　　官学商

　　在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制度，一个人一旦为官，便终身为官，从党政系统再干到人大、政协，而有的人即使在所有位置上的任期都干满了，也不愿意离开。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总的来说,过去高官退休后进人大、政协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没有好处,现在他们为学、为商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作用，高官退出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多，甚至会形成一个机制。

　　一般来说，退休官员除了进入人大、政协外，还包括“下海”，或者进入各种带有官方色彩的行业协会及学术机构。

　　马振岗说,自从我们国家严格执行退休制度以后,越来越多的官员选择了与原来进入人大或政协不同的退出路径:有的进中央直属企业工作,也有的给地方政府和企业当外事顾问,帮助“走出去”;有的进入民间研究机构,还有的从事扶贫工作。

　　而北京大学电子政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凤春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官学商三界，就像人鬼神三界，一定要分清楚，中国的现象是官既可以为学，又可以为商；学，进可以为官，退可以为学，这就造成基本社会分工体系的紊乱。

　　“不能强化中国能者通吃的格局，对具有某种特定身份的人来说进入学界特别容易，而这在另一些人，可能要穷一生之力，学问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杨凤春表示。

　　持相反意见的竹立家，将退休官员为学为商解读为，与国外先进经验慢慢对接的一种表现。

　　竹立家以日、美为例,日本55-60岁退休的官员,很多都安排到国有大型企业担任董事、监事、顾问、副总裁等职,发挥他们的能力和资源优势,也使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晚景。这也是日本公务员队伍比较稳定的一大原因。而美国的官员是选举制,官学商是一个敞开式的开放对流。在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80%左右的教授都有政府高级官员的背景，包括玻利维亚前总统、加拿大前总理等。

　　“中国高官退休之后通过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为新东家争取利益对双方都有好处，这是好事，应该鼓励和提倡。”竹立家说。

　　竹认为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我们的高官和发达国家的高官有区别，发达国家的高官大都是社会的精英分子和通才人物，政、学、商三者之间的知识水平在一个档次上，而且互换的障碍也很小，而我们不少干部是纯粹的官员。

　　张保庆的选择

　　近来引人注目的张保庆并没有利用教育部近水楼台的优势入驻高校，然而，他希望靠自己的努力给高校带来另一种“资源”，那就是贫困生的助学。

　　以敢言闻名的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目前已处于退休状态。因为公开怒斥教育乱收费而使自己在61岁时，社会声望大增，许多人表示敬仰，更有故乡的网友发帖欢迎他回乡颐养天年。不过，张保庆未到颐养天年时，因为让他牵挂的贫困生问题还远未解决。

　　在最近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张保庆说原定今年年底退休，转到中华教育基金会去做管理工作。后来得到消息，这个基金会必须在今年年底以前注册，如果等到年底退休，就会误事儿。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干脆提前退了。

　　张表示，基金会决非闲职:“我的工作重点首先是中华教育基金会，为什么接了这个工作？是因为这个基金会主要是资助困难学生的。我要把它做大，想在资助困难学生方面做点事情。”

　　一位近日与张保庆有过深入长谈的人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张保庆在谈话中表示他还想为贫困生做点事，但并不乐观，教育丑闻屡见不鲜，造成社会对教育的同情心下降，基金会的工作也不容易，要努把力。

　　《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中华教育基金会在朱镕基任国务院总理时就已筹办，但因为种种原因，至今仍未落实，教育界一致认为张保庆是负责这个基金会的最可靠人选。

　　据透露，去年元旦张曾写下一首60感怀的诗，表明他退休不言退的心迹。但当时有三件事让他走不了。一个是他分管的港澳台教育交流;一个是“十一五”教育规划，他原来是规划司的;最后一个就是助学贷款，所以去年他没有退，组织上让他年底才退。

　　了解张的人认为，张保庆退休后做中华教育基金会的工作，完全是出于感情。本来就是农民出身的张保庆，在退休后再次选择了回到民间，为人民做事。

　　竹立家评价说，一些高官退休后从事社会中介机构的工作，在这些组织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是一个重要方向。其中很多人从事公益事业，不会随便委身某一利益集团。

　　实际上，这在一些部委已经成为制度安排，比如民政部，基本上每一任卸任部长都会担任中华慈善总会的会长。

　　11月17日，前民政部部长、中华慈善总会第一任会长崔乃夫在即将动眼科手术前夕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电话采访，他说，“十几年前我退下来之后从事公益事业，算是官员中比较早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