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地区重庆籍民工生存状况调查

　　今年9月30日，广东省司法厅批准了重庆立太律师事务所在深圳开设分所的申请，该所主任律师周立太立即收拾行囊，赶赴深圳。

　　临行前，这位为民工打了4000多次维权官司的个性律师对记者说，到深圳去看看吧，20年了，那里的重庆民工生活得还是很艰辛。他们住的是最破的房子，做的是最辛苦的工作，但还是一直在那边坚持着。

　　与此同时，关于在珠三角打工的重庆民工悲惨命运的新闻，正频见报端：重庆民工惠州讨薪遭200多暴徒围攻，死伤惨重；重庆籍女工被老板脱衣搜身；在周立太的事务所里，缺手断腿却无处要说法的民工成群结队……

　　同时间播出的电视剧《生存之民工》，也让我们看到了一幕幕比《山城棒棒军》更沉重的中国现实。

　　记者飞赴深圳，和那些重庆籍民工只相处了不到一周的时间。但那片在都市繁华包围之中的简易平房，已深深印在记者的脑海里——

　　200多位从重庆来深圳的民工们聚集在巫屋村，在极为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构造着自己的城市梦想。他们付出的是比城市人更多的汗水甚至鲜血，换回的是仅仅能够勉强养活自己的微薄收入。

　　户口，是横在他们与这座城市之间一道无法逾越的高墙。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取得深圳户口——这意味着他们在身份上永远无法融入城市，只能在这座城市里“暂时居住”。

　　深圳80%的税收是农民工所在产业创造的。但是，农民工很少享受他们所创造的税收——2004年深圳税收1183亿元，地方财政开支425亿元，这些钱基本上花在了171万深圳户籍人口身上，

　　当他们带着一身疲惫，准备寻找一个可以终老的场所时，却悲哀地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奇怪的境地：不管在这座城市居住多长时间，他们始终只能是城市里的“外来务工人员”；而多年来背井离乡的生活，故乡人早已经淡忘了他们，乡亲们甚至还认为他们有了出息，把他们作为楷模教育子女。

　　城市修筑了一道围墙，阻隔了他们的梦想；故乡又逐渐变得模糊，他们——再也回不去了啊！

　　在深圳，你绝对再也找不到像巫屋村一样的地方。没有自来水，用天线接收电视信号……这些都应该是几十年前的回忆——

　　深圳巫屋村：

　　重庆民工的“会所”

　　藏在深圳的“重庆村”

　　在深圳龙岗区繁华的平南路口向东有一条小巷，穿过这条小巷进入一片居民区，步行20多米，就能看见几十间50年代修建的老式平房。几根伸向天空的电视天线闪耀着朝阳的光辉，路边的小草和青苔上挂着露珠，伴随着四周闪烁的霓虹灯一起呼吸。

　　这里叫巫屋村，是整个龙岗区没有经过改造的旧城之一。这里聚集着从重庆来深圳打工的民工，200多人生活在这里。

　　一条横向的小路把这里分成两个区域，路南面的平房里大都住着开县人，路北的平房里大都是合川人。这里有80多岁的老太太，有嗷嗷待哺的婴儿，很多人已经有好几年没离开过深圳，甚至有人不知道开县不再归四川管辖，已经属于重庆。村里没有自来水，要用水必须到附近一个小卖部以3毛钱一桶的价格购买。一个三口之家每天用水的花销在1元钱左右。

　　现在整个巫屋村里已经没有一个原住民，成为了完整的“重庆村”。他们的户口都不在深圳，这里是一片缺乏管辖的地带：没有人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没有人来为他们接通自来水管……

　　只有当地派出所经常光顾这里——检查暂住证，但自从暂住证的管理放松以后，连派出所也不常来了。

　　尽管是在城市，但这里的生活状态仍然停留在高度自治的时代——这在当今的中国农村也不多见。一个大家公推的“村长”成为村里的领袖，带领大家处理着村里的一切事务，大到集体讨要工钱，小到凑钱安装电视天线……

　　另类“村长”常老板

　　巫屋村每天很早就“醒”了。11月9日早上5点，记者赶到时，村里已经很喧嚣了。

　　常国元穿着短袖，到附近一家小卖部花6毛钱买了两桶水。

　　他把桶提上灶台，倒进铁锅，点上火，从柜子里取出一把挂面，静静的等待锅里的水烧开。

　　1990年初中毕业从合川来到深圳，常国元那时候才16岁。到深圳以后，他一直住在巫屋村。“我来这里已经快16年了。16年，一点改变都没有，还是这些老房子，还是没有自来水。”

　　在这16年里，常国元在附近龙岗汽车站扛过一年麻袋，擦过两个月皮鞋，后来给一个搞

　　在村里，常国元是个另类。

　　他是村里唯一一个不靠自己下体力挣钱的人。尽管大大小小算个“剥削者”，但村里人说到常国元，总是赞不绝口，说他是个仗义疏财的好汉。

　　常国元的装修队里全是重庆老乡。很多合川来深圳的打工者，初到时人地两生很难找到工作，便托人找到常国元，他总是笑眯眯的答应下来，把人安排到装修队做小工，然后耐着性子，手把手教会他们基本的泥水匠技术。有的人想学电工和管道安装——这方面常国元并不在行——他就要求队里的其他师傅像他一样耐心传授。由此还引发过矛盾：一些师傅并不愿意把自己安身立命的本事传授出去。遇到这种情况，常国元也会拉下脸训人，甚至还因此得罪过两个电工师傅。他们在和常国元大吵一架后扬长而去。

　　“我们不能忘本，”他说，“出门在外不容易，老乡之间都不互相帮助，难道还去指望外人？”

　　常国元从来不拖欠工钱。每次装修完成拿到工程款，他总是立刻分发工钱。有一次快过年了，请他做装修的一个业主老是拖着不给工程款，常国元取出自己做装修几年积蓄的两万多元，给工人们发了过年钱。

　　在村里，尽管年龄不大，但大到集体找老板讨工钱，小到凑钱装电视天线，大家都找常国元做决断。时间长了，很多人叫他“村长”。

　　常国元是个非常爱整洁的人。虽然最近没有揽到工程，每天只是在家休息，但他一起床就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精神：一件翻领的短袖T恤，领口系得规规矩矩，衣襟整齐扎进裤腰。

　　虽然贵为“老板”，但常国元住的房子和其他老乡并没有什么不同。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房子被前后切割成两个房间，前房放着锅、灶、盆、桶等生活用品；后房被腰斩为上下两间，常国元夫妇住下间，另一对合川来的小两口住上间。租金是每月160元，两对夫妇平摊。

　　常国元在自己的房间里铺了一层淡绿色的塑料垫子——这在全村是绝无仅有的——正如他的“老板”身份一样。每天早起，他都要用湿毛巾把垫子擦净，再用干毛巾擦干。不论谁进屋找他，他都要笑眯眯的要求人家脱鞋——尽管多次被老乡们嘲笑为“脱了裤子放屁”，但他一直都这样笑眯眯的坚持着。

　　常国元总觉得老在深圳不是个办法：“装修队不好揽生意。很多老板一听说是外地人，就不给你工程做。他们总怀疑我们做得不好，甚至会卷着钱跑掉。生意清淡的时候，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我想回家去，到重庆碰碰运气。毕竟是家乡，关系多一些，揽业务应该会容易很多。”

　　他的儿子现在在家乡合川读小学，学习成绩很不错，很讨老师喜欢，这学期还当上了班长。常国元一直在谋划，准备在深圳再干上几年，等银行里的存款到了某个数字时就回去，然后就一直在家乡发展，不再来深圳。

　　“要照顾孩子。没有父母在身边，孩子难保不学坏。”他说。

　　“侠客”陈丰的故事

　　常国元隔壁住着一个个子瘦高的合川老乡，名叫陈丰(化名)。村里人叫他陈大侠。

　　陈丰今年37岁，现在在常国元的装修队里做泥水匠。他1987年来到深圳，10年前搬到巫屋村居住，是这里的老居民之一。

　　记者和他在常国元家席地而坐。他不同意到他家去。“我一个单身汉，家里乱得很。”

　　来深圳18年，陈丰说自己依然一无所有。

　　这倒不是因为他不能干。他也拥有过一段春风得意的日子。

　　到深圳以后，陈丰一直在龙岗一家五金厂里打工，负责从塑胶压模机里把产品取出来。

　　陈丰在这家企业一直做了8年。在这8年里，陈丰除了做好自己的工作，还很用心的学习技术。他自己买了一本关于机械设计的书，并耐心请教年长的师傅，逐渐摸索出了塑胶压模机的工作原理，学会了修理压模机。

　　靠着自己的技术，陈丰逐渐得到老板的重视，当上了一个生产小组的组长，负责监督二十几个工人工作，还顺带帮着修理机器。

　　就在事业一片光明的时候，一次事故改变了陈丰的命运。

　　1995年7月，工厂里的一个开县女工吴某在从塑胶压模机里取产品时，机器突然关闭，吴某右手被机器压断。厂方马上派人来查看，认定事故原因是吴某操作失误。

　　陈丰也到了现场查看。他仔细检查了机器，发现位于机器顶部的安全保险不能正常工作。凭经验，他觉得事故的原因不是操作失误，应该是机械故障。

　　他对机器做了测试，发现由于安全保险无法正常工作，机器在本该打开的时候会自动关闭，而吴某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压断了手。

　　他把自己的判断告诉了老板。老板脸色铁青，告诉陈丰不要把这事张扬出去：“如果是机械故障，厂里要赔钱的。你就别往外扩散了，赶紧把安全保险修好，别给人留下证据。这事处理好了，我给你个部门主任干干。”

　　陈丰坚决不同意：“怎么能这样做？人家一个女孩子，出来打工不容易啊，现在手又断了，要是拿不到赔偿，人家这辈子不就全毁了吗？”

　　陈丰说什么也不答应。他马上回到车间，找来一个重庆老乡，让他通知所有重庆籍的工人到车间来。很快，30多名重庆籍工人把这台机器团团围住。

　　“这是最重要的证据，”陈丰对他们说，“现在老板想把证据毁灭掉，大家一定要把它保护好。小吴的赔偿就全指望着这台机器了。”

　　陈丰马上做了简单的安排，30多名重庆老乡分成三班，24小时昼夜不停守在机器边上，不让任何人靠近。期间，老板曾多次派人来劝说，想把机器搬走，但重庆老乡们一条心，谁也不离开机器一步。

　　“到后来，老板看劝说解决不了问题，就叫来十几个打手，想硬把我们赶走。我马上打电话通知宿舍里的老乡过来。我们的人马上就到了，30多个人，男男女女围成里三层外三层，不管他们怎么威胁，我们也不离开机器。僵持了大概半个小时吧，他们看没办法，只好走了。”陈丰回忆说。

　　15天后，劳动仲裁部门的工作人员终于来了，把机器搬去做鉴定。陈丰和老乡们走出车间大门的时候，整个厂区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经过鉴定，这次事故的原因被确认为机械故障。吴某得到了3万余元赔偿。

　　就在劳动仲裁部门做出鉴定的第二天，老板把陈丰叫到办公室，只对他说了一句话：“去出纳那里结账吧，从明天起你不用来了。”

　　陈丰笑了笑，转身离开老板的办公室。他并不担心失业。他有技术、有经验，按理说找个类似工作不成问题。但后来的情况让他无法理解，他在附近的所有五金工厂应聘，人家一听到他的名字，连面都不见就直接拒绝了。

　　这件事完全改变了陈丰的生活。离开了这家五金厂，陈丰的生活变得艰难。

　　家里迅速起了争吵。老婆骂他当时多管闲事，现在弄得穷困潦倒。但他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做的事情对得起良心。

　　这场争吵最后的结果，是老婆抱着孩子离开了。这一走就再没消息。

　　这时候陈丰认识了常国元。在常国元的帮助下，陈丰到他的装修队里当了泥水工，并把家搬到巫屋村，跟着常国元一起到处做装修工程。

　　这期间，陈丰一直没有回过家。“我回去做什么呢？老婆跑了，工作没了，钱也花光了。我不想让家乡人看不起我。”

　　在跟着常国元跑了两年后，陈丰的家乡又来了人到深圳打工。见面后，这个老乡带给陈丰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他的老婆已经和他

　　说到这里，陈丰抬头看了看窗外，向记者要了一根烟。他点着后狠狠的吸了一口，眼睛呆呆的盯着火红的烟头，半天没有说话。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相信女人了，”过了好久，陈丰说，“我觉得真没意思。刚结婚的时候感情多好啊，我们之间发过那么多山盟海誓，我还给她家修房子，可后来呢？还不是说走就走了。”

　　离婚以后，陈丰再没有找过女朋友，寂寞的时候，他会到附近的发廊转转。“我基本上每个月要去一次。这边有便宜的，80块钱的样子。我算是看明白了，女人嘛，还不就是那么回事。”

　　说完这句话，他陷入了沉默。我一下子也不知道该劝他什么好，只是默默的看着他脱掉袜子，用手指在脚背上用力搓，直到搓出一根根黑色的泥条子。他小心翼翼的用大拇指和食指把泥条子捏起来，搓成一团丢到门外。

　　讨要工钱永远是主题

　　在龙岗的重庆老乡里，常老板和陈大侠的名气非常响亮。龙岗的重庆老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首先不是找当地政府，而是到巫屋村找他们俩商量，请他们拿主意。

　　除了到处揽工程做，常国元做得最多的事，就是组织自己的装修队和巫屋村的居民，一起帮着老乡讨要工钱。

　　“巫屋村的老乡很团结，”常国元说，“大家都是重庆人，心很齐，一说帮老乡要工钱，大家都很积极，没有人退后。”

　　每次去讨要工钱，巫屋村的几十个精壮男子们都会在常国元和陈丰的带领下一起出动。但每次出发前，常国元都会千叮咛万嘱咐：“我们不是去打架的，一定不能动武。”

　　事实证明常国元的小心是正确的。几年来，他已经组织大家讨要过不下20次工钱，但从来没有发生过暴力冲突。“我们是有理的，要是出现了打架，派出所会来干涉，到时候会把自己搞得很被动。”他说。

　　尽管巫屋村的老乡们都在不同的厂里上班，但讨要工钱却是他们永远的主题。

　　虽然有常国元组织，但讨要工钱的行动大部分都是以失败告终的。理由都是一样：老板也没钱。

　　合川人郝永红在巫屋村住了10年，以前通过一个老乡介绍，到一个建筑施工队找了份和水泥的工作。

　　这个施工队规模不大，资质不高，主要是承接一些小楼房的建设，生意一般。虽然如此，这个包工头一直很讲信用，每做一个工程就发放一次工钱，从来没拖欠过。所有工人都在工地上吃住，伙食开得还不错，每天都能吃上一顿肉。

　　郝永红在这个施工队一直做了5年。施工队的最后一个施工项目，是给一个私人老板修一排门面，合同约定先由施工队垫资，发包老板把门面出售以后再给付工程款。

　　门面卖完，发包老板立刻带着工程款人间蒸发了。包工头损失惨重，无法给工人发工资，只能解散了施工队。郝永红算了一下，自己有将近5000块钱的工资拿不到手了。

　　现在这个包工头就住在离巫屋村不远的罗瑞合村，靠开一家长途话吧糊口。平时郝永红逛街，还能经常和他碰面。每次见面，两个人都会互敬香烟，寒暄好一阵子——但绝对不会提那5000块钱的事。

　　“没必要提，提也没用，”郝永红说，“他自己都已经够惨的了，我怎么好意思开口？而且看他现在的样子，哪有钱给我呢？再说了，以前他对我们那么好，要是逼着他给钱，我良心上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