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传因细节畅销 让人看到领导人的人性角色(2)

　　［电 话］

　　在北京的时政记者圈中，早有这样的故事流传：在深夜，已经入睡的外交部翻译接到电话，睡眼惺忪中听到对方说：“我是江泽民……”，然后是请教一个关于英语方面的问题。

　　库恩的书，不能证明这个说法的真实性，但是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有些人的确会突然接到总书记打来的电话，虽然不一定是请教。

　　中央电视台的副台长赵化勇就接到过总书记的电话。任何对赵化勇的第二次采访，恐怕都没有库恩这个外国人的叙述精彩。在获得出版方同意的情况下，本报被授权可以相对比较多地引用该书的内容，以重现发生在4年前的7月的那一幕：

　　此时正是7点20分，专门接听高级领导人来电的红色电话机响了。

　　一个声音问道：“你是赵化勇吗?”在得到了略显不安的确认之后，那个声音继续说：“总书记要和你说话。”

　　“你好，是赵化勇吗?”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问道。

　　“晚上好，总书记，是我。”赵回答道，尽量掩饰着内心不安……：“总书记，我们出错了吧?”

　　“我可能是唯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江继续说，“今天下午我在同一间会议室有过两次会见——一次是应当报道的，另一次则不应报道。在‘新闻联播’上报道我接见奥委会主办城市评估团是完全可以上新闻联播的，你们的报道搞得也不错。表现我问候代表团成员并与他们握手的镜头是准确的，但是随后播放的我们坐在一起交谈的镜头弄错了。另一次我见的是一位私人老朋友。他是一家电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我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时就认识他了——但我们是以朋友的身份在交谈，并非是出于官方目的。虽然你们有关奥委会评估团来访的画外音一直都是正确的，但是镜头却搞混了，播的是我与老朋友进行私人会面的画面。”

　　“总书记，我非常抱歉，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赵的语速变得急促起来，“我会立即调查这起事件，查明情况，尽快向您报告。我们将处理有关责任人，并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其实这是我疏忽，”江亲切地回答道，“我不应在同一间会议室里两次会见外宾。就像外国人所说的，我们在他们眼中都是长得差不多的，他们在我们眼中也是一样啊。”

　　赵几乎能感受到江在微笑，但是他知道任何这样的错都不容轻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总书记，我们会立即调查。”

　　“虽然我们可以说这是我的疏忽，”江泽民现在用一种领导的口吻继续说道，“但你应当分析问题的起因，它看起来是件小事情，而且我估计奥委会评估团也不一定会注意到这个差错，但这么一个错误却反映了我们的专业精神和细心程度不够，不应再出现了。”

　　“是！是！总书记，您所言极是。”

　　“我是一个工程师。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但是工程师必须分析错误的起因。看看它是偶然出现的问题呢，还是由于疏忽或是生产线上的系统性错误而造成的问题。这三种情况要区别对待。如果是生产线上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请别太自责，也别对你的手下大发雷霆。但必须确保晚上10点重播时的镜头是准确无误的。”

　　“我先去新闻中心，然后向您作全面汇报。”

　　“调查完了给我回个电话。我等着你。”

　　也有作家称号的库恩还用了很大的篇幅描述赵化勇给江泽民回电话时的情景和内容，不过已经够了，此时的江泽民已经足够跃然，足够动人。

　　例如还有两位能够接到江泽民电话的人，此二人在中国的科技史上都有着重要的份量：宋健，钱学森。

　　“江主席通常会在晚上10点以后往我家里打电话。接到他的电话我从不会感到诧异。最近他问我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有何差别，并问量子力学是如何与这二者相联系的。” 宋健说。

　　1991年，钱学森突然接到江泽民的电话：“学森同志，近来，物理学家们都在谈论超弦理论。能请你解释一下吗?”钱送给江一篇他的文章，其中谈到了若干现代物理学中抽象的哲学问题。“尽管他在忙于处理大量的国事，”钱回忆说，“但江总书记还是设法抽出时间研究这些最尖端的物理学理论。他还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到中南海给高级领导人作科技、经济和法律方面的讲座。”

　　打给沈永言的电话则有着不同的目的，“为了放松，舒缓自己的紧张情绪，从困扰他的巨大压力中解脱出来。”沈说。

　　沈永言是江泽民50多年的好朋友。电话通常会在晚上10半以后从北京打到他的居住地长春。但2002年3月5日，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却是晚上9点10分。“我感觉到出事了，”沈回忆说，“(他的语气)根本不是闲聊。”果然，10分钟前，法轮功分子攻击了长春的电视系统。

　　从江泽民这里打出的电话，也带着浓厚的情谊。老朋友王慧炯患了前列腺癌，江泽民自己给一位顶尖的专家打电话咨询，还打电话给王的妻子，“把情况解释一下”。

　　无数的细节堆积起来，库恩旨在告诉外国人一个他眼中的中国和江泽民。这些细节，对于众多的中国人而言，同样宝贵。

　　［唱 歌］

　　在中国的媒体上，看到江泽民唱歌的报道并不是稀奇的事情。但那上面，通常唱的是同一首歌：团结就是力量。

　　通翻518页的《江泽民传》，就会发现这位中国领导人不但喜欢唱歌，也喜欢京剧，而且曲目跨度之广泛，令人咋舌。

　　散见在书中的“江式歌单”，既有中国的老歌如《毕业歌》、《歌唱祖国》、《咱们工人有力量》、《黄河颂》，也有国外的老歌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的太阳》，但像美国传统歌曲《牧场上的家》、西班牙歌曲《鸽子》，已经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所不熟悉的了。在“江式歌单”里面，还包括《捉放曹》、《钓金龟》这样的京剧片断。

　　一展喉咙的爱好，让江泽民很快能同人打成一片。1956年，他被任命为长春汽车厂动力处处长，对于这位在上海受过教育的领导，多少有些让人敬畏。一位前技术员回忆第一次见到这位新领导时的情景：“我告诉江泽民说我喜欢听戏曲和音乐，尤其是京剧。他变兴奋起来：‘太好了！我也喜欢京剧。’他问道：‘你会唱李多奎的《钓金龟》吗？’”

　　当这位技术员说“会”的时候，江泽民搂住他的肩膀说：“来，咱俩一起唱！”

　　江泽民很快融入到他们当中，并且交了几个亲密的朋友，其中就包括他电话倾诉衷肠的沈永言。

　　四十年后，江泽民重访吉林，沈永言邀来了以前的几位同事，一起唱了几个小时的京剧。沈回忆说，“我把这一段录了下来”，并把磁带送给了江泽民。“他非常喜欢；他紧紧握住那盘磁带，好像那是一份国家机密一样。到现在我已经为他安排了两次‘京剧节目’了。对江来说，这是整个行程的高潮——也是他放松的最好方法。”

　　的确，放松的时候可以唱更多的歌，尤其是和家人在一起。1999年12月底，江泽民给妹妹江泽慧打电话，说：“我们团聚庆祝一下吧”。这是世纪之交的时候，完全有庆祝的理由。

　　于是，20多口人聚集在中南海江泽民的家中。在吃过狮子头之后，就是联欢了。也正是在这次联欢上，透露出更多的“江式歌单”。江泽慧告诉库恩：“三哥唱得最多了。”从歌剧、老民歌到当代的流行歌曲，每个人都表演节目，江泽民则演唱了京剧、抗日战争歌曲，如《黄河颂》。他还唱了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民歌以及30年代大学时期学会的美国歌曲。

　　库恩了解到，无论是西班牙语的《鸽子》，还是意大利语的《我的太阳》，江泽民都用原来的语言演唱。江泽慧说：“他非常开心，非常开心。”家庭晚会结束的时候，江泽民说了一句让母语是英语的库恩无法清晰表述的话：“今晚，我感慨万千。”

　　在一个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不仅仅是江泽民“感慨万千”。很多人，都会想到过去、未来，并因此而不能平静。

　　江泽民常常把他的音乐或者歌唱禀赋发挥在外交上，至少，透过库恩的描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998年6月，克林顿开始对中国为期9天的访问。在北京的晚宴上，江泽民指挥乐队演奏了《歌唱祖国》，尔后，还用二胡拉了一曲《稻草里的火鸡》。克林顿在他的自传里面写道：“我和江在一起的时间越长，就越加喜欢他。他富有感染力，说话风趣，极为自傲，但善于倾听不同的观点。尽管我跟他意见不总是一致，但我相信，他自认为正在努力尽可能快地改变中国，而且方向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