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人子女追忆苏联卫国战争亲历(4)

　　国际家庭的孩子

　　讲述者：李多力

　　【人物】李多力，李范五之子，俄语名托利亚，5岁进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我于1936年出生在莫斯科。1941年德军进攻苏联时被转移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之后的10年里，儿童院就是我的家，院长、老师就是我的父母，我们生活在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家庭里。如今在我昌平的家里挂着两幅2米长、80厘米高的油画，都是我请人根据照片画的。其中一幅《红色的塔尔卡河》，那就是儿童院外我和伙伴们玩耍过的地方。

　　战争爆发时我才5岁，印象中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被附近机场刺耳的警报声惊醒。一听见警报声，我们就没头没脑跟着老师拼命往树林中跑，钻进防空洞，一呆就是一夜。第二天早上出来一看，到处是德国法西斯的轰炸机留下的残迹：遍地是弹片和被炸得七零八落的树枝。

　　尽管苏联政府和人民尽了最大努力，也只能保证供应我们每人每天100克面包。对于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根本就吃不饱，尤其是大一些的孩子，还要承担伐木、挖防空洞等重活。于是，我们小班的孩子开始种菜、放牛、养猪，以此解决儿童院食品不足的问题。每个星期有二三次，我和伙伴们要步行到十公里外的地方种土豆、黄瓜、西红柿。一天下来，觉得两腿酸极了。

　　我还参加了儿童院的木工小组和维修小组，自己做床、桌子和椅子。这些手艺至今没有丢掉。在儿童院里养成的爱劳动，自力更生的习惯跟随了我一生。

　　令我难忘的还有我在纺织厂的“妈妈”和哥哥姐姐们，1945年的一天，纺织厂的厂长、一位亲切的阿姨来到我和另外三个外国孩子身边。她说：“你们的父母都不在身边。今后，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厂里的工人就是你们的哥哥姐姐。”从此，每逢节日，我们四个就被接到纺织厂。哥哥姐姐们不是送礼物就是送好吃的。那时他们给的糖我觉得特别甜。

　　对于苏联和苏联人民，我一直怀着深厚的感情，我把这种感情寄托在我的集邮爱好中。我制作的邮票专集“苏联航天事业发展史”，多次在国内邮展中获奖。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2011年加加林进入太空50周年时到俄罗斯去举办我的个人邮展，以此表达我对第二故乡的无限怀念。

　　苏联谍报员

　　讲述者：罗西北的妻子赵仕杰

　　罗西北，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罗亦农之子，俄语名四维·亚沙(四维是繁体字罗拆分而成)，15岁进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罗西北进儿童院没多久，苏德战争就爆发了。儿童院组织学员参加集体劳动，要求每人掌握一定的技能。罗西北开始对无线电产生了特殊兴趣，尤其喜欢鼓捣老式的矿石收音机。

　　卫国战争期间，罗西北参加过苏方组织的军事训练，还挨家挨户送过前线战士死亡通知书。一些牺牲者的家属接到通知书后立刻放声痛哭，吓得年少的罗西北撒腿就跑。罗西北也记不清到底送过多少封这样的通知书，而且一些死亡通知书也无法交到家属手中——因为他们也被战争夺取了生命。他的这段经历1995年被搬上了银幕，《红樱桃》中的角色——罗小蛮表现的就是他，当然有一部分内容是经过艺术加工的。

　　此外，罗西北还和其他一些大孩子一起为伤员献血。虽然经常挨饿，但是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还是通过连续多次献血的方式支援前线。当然，他自己也可以借此换来一些口粮——但是数量微不足道。

　　1944年8月罗西北七年级毕业。儿童院新来的院长让他和一些大孩子自谋生路。离开儿童院时，除了铺盖，罗西北只领到一套换洗衣裤和一件棉大衣。幸亏儿童院原来的中文老师和另一位苏联人帮忙，使罗西北加入了苏联籍，解决了吃饭、上学、居住的问题。在与另两位外国学员合租的一间不到七平米的小木屋里，罗西北开始了他新的“红色之旅”。

　　随后，罗西北报考了伊万诺沃机电工程学校，虽然每天可以领到一些食物，但是由于数量非常有限，他只能以摆摊修理电器维持生计。为了填饱肚子，罗西北还不得已将出国前买的皮夹克拿到市场，换回了一大袋土豆，和同屋伙伴分享。

　　随着日子越来越难维系，在同伴的建议下，他们壮着胆子去地方党委诉苦。经过帮助，他们终于又可以重新获得儿童院的照顾了。此后，罗西北每过一段时间就回儿童院领取面包、奶油和糖。

　　卫国战争结束不久，罗西北被秘密安排离开伊万诺沃来到莫斯科。在那里，他被带到苏联国家安全部，一位将军接见了他，同他讲述了中国东北抗日战场的形势，并问他是否愿意为解放东北参加谍报工作。听到是打日本鬼子，罗西北立刻同意了。事后才清楚，(这项任务)原本是在毛岸英、刘允斌(刘少奇之子)、陈祖涛(陈昌浩之子)和罗西北四人中挑选。当时，由于毛岸英被送回延安，候选人就剩下三个。罗西北因为学习成绩最出色、懂得无线电知识，以及牺牲的父亲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即书记处)主任的缘故而被选中。

　　随后，罗西北在苏联的赤塔接受了无线电发报的专门培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基本达到了发报员水平。在当地迎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罗西北并没有放弃工作，带着苏联谍报员的身份，他于1945年10月经满洲里到了齐齐哈尔，与国民党收编当地土匪组成的光复军进行斗争，并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发回中共方面。

　　一次有“红胡子”(国民党收编的土匪)军警来搜查。罗西北来不及藏好电台，就顺手塞在沙发底下。在盘问过程中，“红胡子”发现罗西北不是本地口音，怀疑他是八路军，就要把他带走。罗西北为了不被敌人搜出电台，抢先走出门，引开了敌人，假冒他阿姨的谍报人员方得及时将电台藏好。罗西北随后被带到隔壁人家对证，由于没有露出破绽，逃过了一劫。

　　此后，他又乔装“阔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结交国民党官员和富商子弟，借此收集情报。直到他完成任务，以公开身份出现在哈工大学生党支部会上时，同学们才恍然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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