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遇车祸青年苦撑5天冻死路边事件调查(2)

　　中午还是空荡荡的救助室，两小时后就有了一张被褥俱全的床

　　镇里的居民认定，被抛弃的精神病人是来自毗邻的衡阳市南岳区。南岳是一个著名的风景区。

　　黄书林说，他看到抛弃精神病人的车辆车牌是湘D牌照，是衡阳市的车牌。

　　3月29日下午，记者3人乘车赴南岳区调查，途中见到有流浪精神病人拄杖而行。

　　司机郭某告诉记者，他就是南岳人，曾在景区里开过旅游车。以前他曾亲眼目击警察和城管联合“集中清理”景区内的流浪者———用警车或旅游车装着，送出南岳景区。但这两年他没有看到了。

　　3月30日上午，南岳区政法委办公室主任李秀英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很多地方的精神病人、乞讨者云集南岳。为强化景区美誉度，一个整顿的措施就是集中清理流浪乞讨者。对此，该区有一整套刚性制度：城管、环卫部门在山下城区负责寻找报告流浪乞讨者，民政部门负责现场处理，山上实施关卡制度，如在山上发现一个流浪者，景区门票处将被扣1分和500元。综治办负责督察打分，一个月通报一次。政法委与20余个部门签订了旅游秩序责任状，某部门一年如被扣10分，该部门党政一把手将被免职。

　　这一说法在南岳区城管办公室得到证实。

　　办公室雷主任、二中队阳队长在接受采访时说，南岳景区几乎解决了这类问题。相关工作流程是，城管发现流浪者后，必须报告政法委综合治理办公室，由综治办协调民政部门处理。如果一个城管队员的辖区出现了乞讨、流浪者，迟迟未报告，对该队员最严厉的惩罚将是让其下岗。

　　流浪乞讨者中不乏精神病人，政法委称，具体工作是民政局在做。

　　南岳区民政局办公室称，民政部门建立了一个比110更灵动的处理流浪乞讨者的长效机制———民政局救助站发放工作名片给环卫、城管人员和城区商户，发现流浪乞讨者及时报告，救助站工作人员必须在15分钟内到达现场并完成处理。

　　救助站现有6人分为两组，一组3人驾驶救助车在城区待命，另3人分3班24小时轮流在救助站收集信息、调度行动。

　　南岳区民政局救助站站长廖哲丹说，政府很重视对救助站的投入。2004年财政拨款15．2万元，今年拨款18万余元，供该站在编8人工资和日常救助开支。救助站是一个独立法人，财务实行独立核算。被救助者将得到较好照顾，大多数最后能够安全顺利回家。

　　但流浪乞讨者中的精神病人因2003年8月颁布实施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没有涵盖精神病患者，救助人员到达现场，发现对象是不能提供真实住址的精神病患者，一般不予救助，只能让他们留在原地。

　　但廖的说法遭到其他部门的否定。有官员宣称，“景区基本上看不到精神病人和乞丐。”

　　对于湘潭县村民反映的南岳区救助站整车将智残者抛弃到外地乡村，廖称“不可能”。

　　记者提出探访救助站，廖表示有关人员不在。之后，廖推说家中有事离开。

　　记者们租了一辆车赶往离城不远处的救助站。救助站的院子被人承包改成了一个嘈杂混乱的机械生产车间，一高个男人把住铁门，称救助站里没有工作人员。后经交涉，查看了记者证件后允许我们进入了。

　　救助站是一栋连接车间的两层楼房，几个救助房间里空无一人，只有一张席子靠墙而立，一地灰尘。

　　就在记者们忙于拍摄时，高个男子打了一个电话后突然强硬起来，吼叫着冲上来卡住记者脖子，从二楼拖下，记者公文包也被撕裂。

　　院子里突然蹿出10余人，另一矮胖男子试图抢夺记者的相机，并拽走镜头部件。

　　记者报警后，矮胖男子将抢走的镜头部件返还。

　　在派出所处理纠纷期间，一记者再度赶往救助站，惊奇地发现，一间中午还是空荡荡的救助室，两小时后却多了一张桌子、一张被褥俱全的床。

　　“那些病人被丢下车时，会哭喊，真让人于心不忍”

　　尽管疑点颇多，记者仍然没有找到张衡生在此被遣送的证据。但外地有组织向茶恩寺镇抛弃精神病患者的说法得到官方印证。

　　茶恩寺镇党政办公室主任韩晓燕说，镇上的人一直知道有人向乡村抛弃精神病患者，但苦于无人现场抓到。镇长助理马勇根分析说，该镇是107国道上一个商贸集散地，较为富裕，公路两边饭馆林立，“这也许是选择到此地抛弃精神病患者的原因。”

　　4月14日下午，坐在茶恩寺镇菜市场附近打牌的宾某告诉记者，在前年五六月间，他骑车往镇里赶时，亲眼见一中年男子从一微型车里拖出一10岁左右的男孩，后驱车扬长而去。

　　他上前询问，发现小男孩属智障一类。

　　与宾邻座的牌友称，当地的精神病人减少也值得关注。他认为，面对不断聚集的精神病人群体，不采取措施肯定成灾。“应该是有人采取了行动，把人向外送出去了。”

　　商户马、肖等人也支持这一说法。

　　类似的故事并不鲜见。记者从湖南当地媒体上获悉，株洲县白关镇也是精神病人的集散地。镇上居民发现：流浪的精神病人“大概一个月左右就会进行一次大换血”，几乎都是新面孔，源源不断。

　　杂货铺老板李京书说，“由这里流失的精神病人，很快便得到补充。”许多居民都见证过，从北面驶来的面包车，将精神病人丢在这里后，扬长而去。

　　据悉，治疗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费用往往高达十几万元。对于许多家庭来说，这是一笔巨额开销。一些病人的“离家出走”，就成了偶然或者必须。一部分人流落在城市中，但高楼大厦林立的城区并非是他们栖身之处，类似在茶恩寺镇、白关镇等地的故事仍然时常发生。

　　有媒体报道，在2002年8月份，株洲市某医院曾接收过一个怀孕的女精神病人，住了50多天，把孩子生下来后，“养得白白胖胖的”却成了医院的负担———最后的解决办法是，由医院工作人员将女子送到开往炎帝广场的2路车上，“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了”。

　　“那些病人被丢下车时，往往会哭喊、尖叫，真让人于心不忍。”一个参与驱逐行动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会选择没有人的地方下车，尽量使他们流进别的城市。”

　　资料显示：国内患精神病的人数现已达到1600余万，其中有160余万人对社会治安构成危害，关于精神病人的收留、治疗等问题，日益浮出水面。

　　2003年7月，民政部公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概念作出了明确界定：即自愿求助；具有乞讨行为且非“低保”性质；以及救助前身体健康无疾病者。对于无行为能力的精神病患者却无章可循。

　　湖南衡阳的肖启斌、张国经、罗秋林律师还指出，《宪法》第45条规定：公民年老、疾病等有从国家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从哪里获得却没有规定具体措施。

　　如何保证数目逾1600万的精神病群体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是到了需要检讨和重建制度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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