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羊城晚报》记者孙毅蕾撰文披露了采访演员孙道临被拒之事，原因是采访不付费。随后《新民晚报》、《新京报》等媒体也加入了讨论，名人、专家们众说纷纭，结果又是不了了之的一笔糊涂帐。
孙道临先生说得很清楚：“我提出采访要收费，这有个知识产权问题。我讲的话难道不是我的知识？为何我自己不写，要让记者写？”
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教授李良荣予以支持：“如果是政府官员，他们伸手向你要钱属于违法，因为他们掌握公权才获得信息，应该无偿向社会提供信息。媒体在向社会提供信息的同时，也有商业运作。艺术家没有义务向你提供信息，这种采访属于私人活动，采访中他们提供给你的是他们的信息，他确实可以收钱。他本可以用这些内容写文章，而接受采访花了他的时间和信息。”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表示反对：“付费采访行为将会严重危害社会氛围，使公益性原则遭到破坏。简单地把商业化原则推及所有关系，会使社会形成‘一切东西都可以用钱收买’的观念，并给腐败提供丰富的土壤。”
一比较就可明白，李良荣严格区分了政府官员和非政府官员接受采访的不同性质，而喻国明混淆了两者，并且言不及义地危言耸听。两位都是新闻学教授，观点竟截然相反，足见中国的新闻学水准之低，也就难怪新闻记者不知“知识产权”为何物。
幸亏法学家杨立新做了一次普法宣传：采访必须付费有法可依。访谈录以被采访者的思想、经历、生活为素材，是采访者与被采访者共同劳动的结晶，如果采访者不付费，就将被采访者的劳动获酬权剥夺了。《著作权法》保护采访者的著作权，但《劳动法》保护被采访者的劳动获酬权。被采访者有接受采访的权利，也有拒绝采访的权利。连罪犯都有沉默权，何况被采访者？(概括大意。)
现在有不少记者，习惯于打几通电话，发几个邮件，要求被采访者对国内外事件即兴发表意见，于是一个版面就轻松做完了。敝人常常很荣幸地被记者们选中，然而我总是很不配合。如果我对采访主题无话可说，就会立刻拒绝，因为没话找话、不懂装懂是对读者的不尊重。如果我对采访主题有话要说，就会要求付费。牛气冲天的主流媒体记者对我的不识抬举深感诧异：被采访是提高知名度的免费广告，不向我额外收取广告费已属开恩。我的理由与孙道临先生一样：我有话要说却没动笔，是因为时间精力有限。要求我花费时间精力接受采访却不付费，就是不尊重我的知识产权，实在看不出对我有何抬举之处。结果大部分媒体都以“无此先例”而放弃采访，但也有个别媒体闻过则改同意付费。
提高“知识产权”意识，必须两方面共同努力。被采访者应该普遍而自觉地捍卫知识产权，不能轻易妥协，否则的话，“知识产权”就永远得不到应有尊重。有远见的媒体应该明白，付费采访的最大赢家不是被采访者，而是媒体。率先实行付费采访的媒体，就能获得高质量的独家采访，进而赢得更广大的忠实读者。 张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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