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百姓与不幸的百姓

　　新闻提示

　　湖南省衡阳人张衡生在湘潭县茶恩寺镇被车撞伤，当地村民先后打电话给湘潭县110指挥中心、湘潭县交警大队、茶恩寺镇派出所、茶恩寺镇民政所寻求帮助，但均遭推托。5天后，张衡生冻死在路边———此为不幸。

　　（《法制晚报》3月24日报道）

　　3月21日，山西省长治市一位老大爷被车撞得双腿骨折，肇事车逃逸，但在沁县县委书记赵春英的干预下，肇事车被及时控制，而那位受伤的老大爷也被及时送到医院———此为大幸。

　　（《中国青年报》3月25日报道）

　　同样是遭到车撞，却收获了不同的命运。

　　在这两起结局迥然不同的交通肇事事件中，仅仅对政府工作人员的道德进行评判，显然极为容易，因为事件的好与坏、错与对本来就是异常清晰的。以山西长治的交通肇事为例，公众无一例外地对赵春英爱民惜民之举予以了称颂。而在湘潭的交通肇事案中，受到指责的同样还是那些麻木不仁的政府官员。的确，在众多的类似事件中，政府工作人员的不作为，间接促成了一个生命的消殒，这是必须受到道德谴责的。

　　但追究责任若是仅仅止于这个层面，恐怕未免有些太肤浅了。试想，在长治的交通肇事案中，如果没有身为县委书记的赵春英的过问，那位受伤的老大爷是否会如同张衡生一般躺在路边无人过问？我以为，这是绝对有可能的。

　　这样的设想显然是可怕的，但不幸却是事实。张衡生之死，固然政府工作人员难辞其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那些在五天的时间里注意到张衡生境况的市民们，能说自己没有责任？难道这些市民就没有认真想过，当政府的救援指望不上时，他们应该为拯救生命做些什么？

　　张衡生是不幸的，而那位老大爷是幸运的。幸与不幸，固然取决于政府相关机构的救援机制，但每一位知情的市民是否也该肩负起拯救他人性命的责任？这是个严峻的问题，因为选择不同的答案，不仅可能决定一个人的生命，也事关我们的整体道德水准与民族精神。

　　面对这两起交通肇事案，我想，应该反思的不仅仅是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们，也不仅仅是责权不明的救援机制，更应该反思的还有每一位公民，当我们义愤填膺地对他人的不端之举予以道德谴责之时，我们有没有认真地反省自身？正义感与良知，其实就是在每个人无意识的利己之举中逐渐丧失的，而这些宝贵的品质，本不应离我们远去，成为这个社会的稀缺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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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