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法国设计师安德鲁设计的戴高乐机场候机大厅坍塌事件法方认定为“存在设计缺陷”，而国内有媒体曝出国家大剧院将可能再次面临安全论证和检测。对此说法，国家大剧院业主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国家大剧院不会重做安全论证检测（上海《青年报》国内时事版2月19日）。读了报道，笔者觉得如此重大的安全问题，仅由大剧院业主有关负责人表态缺乏足够的公信力。
自法国戴高乐机场候机大厅发生坍塌事件后，由于国家大剧院出于同一设计师设计的缘故，所以这次法方对戴高乐机场事件认定为“存在设计缺陷”后，社会公众就自然而然的对大剧院是否也同样“存在设计缺陷”产生了关心和怀疑，应该说这不仅符合正常的大众心态，且从社会公共安全的立场看也同样是正常的。因而在此情况下，面对媒体与社会公众对国家大剧院在设计方面的安全性关心，有关方面作出相应的回应，不仅需要，想也是其所应负担的社会义务。然而，具体到上述的相关回应，由于回应方自身的业主身份以及其回应的“合理”含量缺乏，应该说在社会效果上，这样的“回应”是没有足够社会公信的，所以也难以使社会公众信服。
人们知道，不管是一个建筑物的设计安全或是一个有关社会公众利益的结论，其是否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社会认同，不仅要看其科技含量与论证正确与否，同时人们还会注意到相应结论中的利益关系。也就是说，当结论方的身份同时又是利益方，那在此条件下，这种结论方又是利益方的双重身份，就可能使社会对其结论的正确性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既这个结论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利益关系的影响？
因而笔者认为，在面对国家大剧院到底是否“存在设计缺陷”的重大问题上，其实牵涉的不仅有设计的安全问题，且其中同时还包含着一个社会公众日后的安全与结论的公信问题。因而在此前提下，如果仅仅只有利益方的大剧院的业主负责人来作出相关回应，显然是不够的，且在效果上也缺乏应有的社会公信力。而应该有一个在利益上超脱的，权威的机构来作回应才是。(稿源：红网)(作者：周义兴)(编辑：杨国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