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城中村：不是城市的毒瘤而是城市的伤口(2)

　　城中村考验政府治城能力

　　要历数城中村的“罪”确实很容易，特别是当城中村人的犯罪率高企以致户籍人口惶惶不安时。城市政府很容易“顺应民意”，从清除违章建筑和打击犯罪入手“治理”城中村

。结果，违章建筑当然是消除了，罪犯当然再也无处容身，他们被“驱逐”出城市——同时，被驱逐出去的还有上百万无辜的、外地来的好市民，他们从此无家可归，因为没有城中村的城市真的贵得他们住不起。

　　在那些较多依赖新移民(官方的划分是民工、人才和外商，因为一个进劳务市场，一个进人才市场，一个进投资洽谈会)而使城市拥有建设活力的城市，以“驱逐”“没有能力在城市生存”的外地人为代价搞好社会治安的城市政府，是否算是合格的、有作为的城市政府？单纯依靠行政执法的力量去“杀死”城中村，是容易的；为“杀死”城中村找一条名正言顺的理由甚至是法理上的依据，也是容易的；但让城中村的人住得更好、生活得更好、更融入城市以分享更多的城市利益和发展机会，则是一件难事。城中村考验政府治城能力的关键在于：你是视外地人为城市子民，想接纳并安置好这群人，还是视其为城市的累赘和危胁，想管束并“驱逐”这群人？

　　如果城市政府视外地人为城市子民，想接纳并安置好这群人，那么“治理”城中村就不应该成为依赖于推土机和警察的单边行动，而应该是一个由人大监督、政府统筹、银行、建设局、房管局、民政局、劳动局等各部门协作参与的综合公益性行动，抢在推土机之前为尽可能多地为外地人营建基本合格的、健康的容身之所。

　　比如说，政府可以在两者之间做出轻重缓急的选择：一年拿出几十个亿，是去修地铁、修磁悬浮，还是去为城市低收入者提供足够多的社区？

　　城中村的确普遍脏乱差，但这不是居住其中的外地人所愿意的。因为城中村很难分享到市政建设的好处。在香港、新加坡、美国、英国、韩国，都有城市政府为穷人造健康社区的先例。

　　而在中国城市，打击犯罪和拆除违章建筑永远是排在第一、第二位的单边行动，因为城市安全处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对贫富差距的安抚排在了后面，或者干脆就缺失了。这是一种有待商榷的城市管理逻辑。

　　城中村最重要的人不是可转制为城市居民的农民，而是租屋而居的外地人。他们是为城市带来发达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人，也是没有筹码与政府谈改造补偿、谈利益分成的弱势群体。但令人惊奇的是，城市政府在改造城中村的利益博弈中，从来就置居住生活其间的外地人于度外。

　　为了2008年北京奥运的城市新貌，北京市公布了城市环境建设规划，市属八区的200多个“城市村庄”有了一个3年的整治时间表。 2003年北京已改造“城市村庄”40余处，一万四千余户居民居住条件得到改观。——注意到了吗？原居民的居住条件才得到了改观，对外地人来说，他们在北京又失去了40余处容身之所，即便是条件很差的容身之所。

　　2004年，为了进一步深化“净畅宁”工程，深圳市展开“梳理行动”，全年总计拆除乱搭建3833多万平方米(《深圳特区报》公布的数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金城等撰写的《深圳“梳理行动”：急速城市化的中国标本》一文援引深圳市城管局的负责人的话说：“按最保守的每10平米居住1人计算，(这次梳理行动)所涉及到的流动人口也在百万以上，(所以)实际上是在迁移一座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文中还称“深圳市城管办总结说有五种人住在3600万平米(截止到7月29日的拆除数据)违章建筑里面：乞讨者、拾荒者、养殖者、菜农、地下加工厂从业人员。”最后，“比打散工者收入稍微丰厚一些的人，比如货柜车司机或开小店的生意人，搬入花园居住，突然猛增的大量租房者导致房子的租金飞涨，原本1200元的三房一厅，目前已涨到了2000元以上……相当一部分外来农民离开了深圳，或者去了深圳邻近城市，或者回到了老家农村。”——深圳已有1200万人，其中外地来的暂住人口占八成多，他们在人大、政协、政府机构和传媒中的发言通道都不如户籍人口那么顺畅。正如深圳特区虽有“同在一方乐土，共创美好明天”的公益广告，但统计局在公布深圳的人均收入数据时，总是以400多万的人口基数来计算。

　　治理的结果是让外地人穷着离开的城市，不是真正开放、宽容的城市。

　　城中村的城市伦理

　　一个城市中有居住环境极差的城中村，不是城市的毒瘤或累赘，而是城市的伤口。城市要做的是愈合它，而非一刀切除。

　　城中村自有城中村伦理。

　　除了在城中村提供私建房出租的原住民，城中村居住着城市几乎全部的草根阶层。他们是城市的低收入者，干着所有不体面、脏、累、差的活儿。除了违法犯罪者，这里的大多数住客秉守着井水不犯河水的生存秩序。因为他们的床在村里，他们的生计和关于城市的个人梦想都在村外。他们对城中村不抱有归属感、责任感，不热爱邻居也不滥施同情心。他们只求在此得到一个立锥之地，也就是在城市得到了一个立锥之地。他们是有飘泊感的一群人，但他们无一例外地想在这座城市呆下去。他们对城市有所企图，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有期望值，或者说这座城市让生存其中的他们对自己有了期望值。他们大多直接来自农村，另一些人是大学毕业，共同点是他们都没有赚到足够的钱，或找到收入足够丰厚稳定的工作，来摆脱居住环境极差的城中村生活。一旦赚到或找到，他们会迅速搬走，回家乡做生意、搬到更体面更优美的社区或到他城创业。城中村是他们的人生驿站，然而是不可或缺的驿站，要是没有这个驿站作为中转，他们会迅速地被城市淘汰、被贫困驱逐。所以，无论城中村如何危险、混乱、肮脏，他们也能前赴后继地在这里呆下去。城中村就是他们的魔幻现实主义城市，就是他们的梦和梦魇，他们的现在和未来的起点。

　　宽待城中村，不是宽待建违章房收租的食利者，而是宽待外来人口对这个城市所抱有的梦想。虽然，他们纳的税远不如拥有私家车和别墅的人多，并且会占用市政设施。用心治理城中村，而不是用推土机“杀死”它，因为，居留此地的人也在为这个城市创造财富和活力。

　　即便“杀死”了城中村，城中村完全从城市中心区消失了，还会有外地人源源不断进入城市的。因为今天的城市是众望所归的居留之地，永远在召唤那些追求成功、试图过好日子的人。当然，城市也永远需要有人为它服务、注入新血。

　　以政府提供安居社区和就业机会为手段、以弥合贫富差距为目标，才是“杀死”城中村的最佳方式。那样的话，城中村也用不着政府大动干戈来“杀死”了，它会寿终正寝，不再是毒瘤或伤口。文/何树青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