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栋：那段岁月不说难忘

　　王国栋 那段岁月不说难忘

　　本报记者 刘辉 薛京

　　北京。12月8日，艳阳清风。王国栋老人却没有像往常一样推着那辆跟了他多年的自行

车，漫步到地坛公园放风筝。

　　时令已近隆冬，古稀之年的老人常会感到身体不适，有时候说话多了，就会有点气喘。现在，老人只能呆在家里把白菜一片片掰下来，放到盆里用清水洗洗，供老伴做晚饭用。

　　这双洗菜的手，曾经让他成为国内“伟人画像绘制”的泰山北斗。从1964年到1976年，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巨幅毛泽东画像就是由王国栋绘制的，此后至今，绘画者一直都是他的学生。

　　低调

　　凡跟老人打过一点交道的人，都会说：“他非常低调。”关于他的报道也是寥寥无几。

　　对此老人解释为：“我记不起以前的事儿。”但那些刻在脑海深处的零碎记忆，还是间或会从他的口里娓娓道来。

　　“我在天安门城楼画像的时候，不只画毛泽东，开始的时候，常画马、恩、列、斯，张振仕常会给我一些指点。”张振仕是第三位为主席画像的画家，他和王国栋并非真正的师徒关系。

　　1963年，在选择张振仕的接班人时，北京市委在请示了政治局后，决定由张振仕、王国栋和金石各画一幅毛泽东像，以作品决定将来由谁主笔。金石是张振仕的徒弟。

　　一个多月后，三幅画像绘制完成，评选小组看中了王国栋的作品。经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同意后，1964年天安门城楼上开始悬挂王国栋绘制的毛泽东画像。

　　至于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画，王国栋老人已经记不起来。他努力思索，但不一会儿就转到别的话题上了。

　　“特革命的一个人”

　　王国栋与儿女的交流很少。他的儿子从来没有觉得为主席画像的父亲有多特别。“我那时候没有什么特殊待遇，孩子也没觉得我跟别人有什么不同。”

　　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王国栋的儿子并没有喜欢上画画，现在“常炒炒股”。老人说自己不会强迫孩子们做一些事情。

　　王国栋的学生刘杨回忆起自己的老师时，非常起劲儿地评价：“特革命的一个人！”当年他们10多个学生师从王国栋的时候，所用的画箱都是老师自己做的，从来不买，甚至盒尺也不买，只能用现成的折叠木尺。每次领颜料的时候，还得签字。“他甚至让你觉得有点抠。”刘杨笑道。

　　王国栋所在的单位是北京美术公司，当年的领导王增林提起王国栋的俭朴和直率，讲了一件事：

　　有一年，法国电视台二台因为拍一个纪念红军长征的片子，找到了王国栋要进行采访。当时，王国栋所在的画室，地上铺了一层砖，有的地方坑坑洼洼。在记者采访前，王增林赶到了，“我就想让他换件新点的衣服，他不同意。”王国栋当时穿的什么衣服，王增林也想不起来了，只是记得“都有点寒碜”。当他提出拿走靠在墙角的笤帚和簸箕时，王国栋还是没有同意。只是说，没必要搞那些虚的。

　　1990年代初，单位分房子的时候王国栋没要，有人因此赞赏他的“革命精神”。听到有这样的传闻，老人赶紧解释：没要是因为那是楼房，老伴身体不好，血压有点高，不能爬楼梯。“我没有别人说的那么……”那么什么，老人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

　　“一件可乐的事”

　　“听说您还玩电脑？”听到这样的提问，老人呵呵笑了两声后连忙解释：“没有，没有。我只是好奇，那个数码相机是怎么把图片传到电脑里的。”

　　王国栋年轻时很好动，他曾在自己的二八自行车上装了一个马达。每逢休息日，就骑着“摩托车”到北京郊区的山上和田野里去写生。

　　刘杨还记得自己有一次去拜访老师，走到院里就听到了电子琴的声音，以为是谁家的孩子在练琴呢。进了屋子，才发现老师正坐在电子琴旁摆弄着。

　　老人说起了“一件可乐的事”。当年因为“资本家”的家庭背景，王国栋被揪出来批斗。时值夏天，站在批斗台上的王国栋腿部被蚊子叮了一下，“我还不敢挠”，老人回忆道，只能用一只腿去蹭另一只。这时，下边有人发话了：“你看他一点都不怕，腿还打拍子呢！”想起这件事，老人呵呵地笑了。

　　在那个时代，关于领袖的一切都是神圣的。比如说，画像上的毛主席眼神微微仰视，就有人说：“主席怎么会目无群众？”有一幅毛主席的侧面像，只露出了一个耳朵，又有人说：“主席怎么会偏听偏信？”

　　王国栋对政治很敏感，甚至在作画时对色彩的运用上也是如此。刘杨回忆说，当时，用什么色彩需要非常注意，蓝、绿、灰等用于反面人物的颜色绝对不能用，老师对此要求很严格。如果一幅伟人像没画好需要重画时，在把画布刷白之前也必须经过老师的同意。

　　现在的王国栋老人跟小儿子、孙子三代同堂，住在北京雍和宫附近一处5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每月有1000多元的退休金和100元的政府特殊津贴，老人对此很知足。

　　去年的这个时候，他把烟戒了。空闲时老人就跟老伴聊聊天，看看电视，把玩着那支不能再抽的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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