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网12月8日报道，贵州省遵义县医院的医生王谦，收受肇事车主200元红包后，出具了一张“颅内未见血肿或脑挫伤及颅骨骨折”的虚假报告单，导致伤者延误医治而死亡。日前，遵义县法院一审以医疗事故罪判处王谦有期徒刑两年，并赔偿死者家属7000余元，医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自从国家卫生部发出医务人员禁收“红包”令以后，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相
继展开社会调查，制定实施办法，拉开了向医疗界的“红包”现象宣战的帷幕。但是像王谦这样的“白狼”还是敢于为所欲为，这能否说明“风暴”来势尚不迅猛呢？不过王谦这回可是蚀本蚀大了，为了200元导致要蹲监。这当引起更多医务工作者以深刻的思考。
据说，民国时上海妇科名医蔡氏为了让贫苦的人能够就诊，发明了“红包诊金”。医生不向病人索要医酬，而是让病家送一个红纸包当作酬谢。病人可以自行决定医酬的数量，有钱的可以包上几角钱，困难的可以包上几枚铜板，实在困难的就空包一张红纸，作为象征性的酬谢。这种“红包”谁不乐意“送”呢？然而，跟世界上的好多事物一样，“红包”原来是挺不错的，“发展”至今在有些地方竟完全变了味儿，这便让我们唏嘘不已了。
规章的“高压”肯定是必要的，但是，按以往的经验，即使有些规章制度不是纸上谈兵，也有徒唤无奈的时候，这就是现阶段各个“窗口”各种腐败所特有的“变异性”。既然“医疗资源过少”成了医务人员呈“垄断”之势而收“红包”的原因之一，我们就不妨在扩大资源这方面花些工夫，病人对医院或医生一旦真正有了选择权，且这种权力得以成倍地增长，收“红包”的现象就会真正杜绝。
（茅家梁）
作者：茅家梁
（来源：新桂网-当代生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