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红：“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
她是13名个体司机中唯一女性，今年37岁。她告诉记者：“自从打这场官司，我整个人都神经衰弱了。在我们找交通局交涉过程中，有一次，他们说是叫我们开会去，结果一到
那里，就被一大群警察围上，硬说我们是扰乱社会治安要治安拘留，我当时就被他们给吓得晕了过去。我们的另外两个男司机还被他们拘留了15天。从那以后，我总是紧张，心悸，夜里经常失眠。”
陈裕法：“车是我自己用钱高价买来的，这是我的权益！”
46岁的他面容憔悴，头发蓬乱，但他理性而坚决地对记者说：“我要和交通局好好算笔经济账！”他说：“我每天早上6点上班，晚上7点下班，中午吃饭时间很短，不超过15分钟。这样我每天工作相当于11个小时，一周下来就是70多个小时。而按每天8小时工作制算，每周是40个小时，这样我们的工作时间比别人翻了一番。按张家港市平均工资收入，我自愿交纳社保和养老保险金后，去年收入为10800元，按这个收入比例，我的工资比平均工资多一倍。我当时买车花了20多万元(含出租车经营权)，买了还有不到一年就报废的车，之后我又花了14万买了辆更新车，当地时价是32万元。按8年的使用期算，每年折旧费是4万元，我投资这么多钱，什么时候能收回本钱呢！7年后等我收回本钱时政府却要把我的车收走，我连一个钱还都没有赚呢！
李向东：“这场官司，我们坚决打到底！”
他对记者说：“相同的遭遇，相同的境况和维护共同的利益，使我们13个兄弟走到一起。我们对此案的胜诉有百分之百的信心。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们都会打到底。”
用法律拷问政府行为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苏振华说：“一般而言，政府管理社会通常使用的手段是制定规则，规则的实施能否符合既定的目标姑且不论，至少，规则必须是在一定的期限内平等地适用于所有的人，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在规则面前一律平等，不容许任何人会从某项规则中特别受益，也不容许任何人会从某项规则中特别受损，这是对政府制定的社会政策是否合理的最低考量标准。即使从权利与责任对等的原则来看，被纳为公司的出租车从中受益，而私车的使用者却要为之付出代价，这种政策显然是不公平的，它侵犯了私车所有者的权利。”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郭玉闪认为，“《行政许可法》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用国家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政府在一个具体行业里的作为必须是‘善’的，而且《行政许可法》所规定的协调机制又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此具体行业里的利益冲突可采用‘善’的手段来解决。在这样一部‘以善致善’的《行政许可法》出台之后，出租车业必将发生变化。首先是政府必然要转变思维。表面上，政府在出租车业左右为难的困局源于混乱和错误的行业政策目标，实质上是因为政府在出租车业的发展上不肯放权。一个善的行业目标，应该让各方利益体凭着能力平等博弈。”(本报记者 白涛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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