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很多时候是为别人活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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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zylofonmediaonline.com/__proxy_domain/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02日01:19 新京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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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很多时候是为别人活的 2003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温家宝总理到地坛医院看望正在这里住院治疗的艾滋病患者。李永生有幸成为与总理见面的艾滋病患者。后来,温家宝总理和李永生握手的镜头就上了电视,李永生在村子里也成了名人。可是,知道李永生病情的人越多,于平平的思想压力就越大。 2001年年尾,还住在丈夫工厂宿舍里的于平平突然决定搬家。原因是女儿班上有个同学跟她说,你爸爸有传染病,我们不跟你玩。于平平第二天就收拾东西回了老家农村。她说:“我不能让孩子这么小就生活在歧视中。” 回
渐渐的村里人也都知道了李永生的情况,于平平又将孩子转进县城,交给姐姐抚养。 其实,很多人并不理解于平平的选择。几个相熟的婆姨就附在于平平耳边说:“从他烧伤到现在,你付出的已经够多了,你还年轻,你应该给自己找一个更好的归宿。” 于平平自己也矛盾过,她说,其实跟李永生的生活里,早已经没有了爱情,只是一种责任。很多时候就是觉得做人就应该这样。“基实我每次矛盾时,就会考虑,我就这么抛弃他,别人会怎么看,将来孩子会理解我吗?以后我自己会原谅我吗?所以我绝不会抛弃他的。” 李永生生病后,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经常莫名的烦躁,甚至殴打于平平。记者见到于平平时,她上次被打骨折的那个无名指刚刚复原。于平平说,李永生每次打她,她都有种一去不回的冲动,可是一看见李永生病殃殃吃不好睡不好的样子,心就软了,就觉得还是应该陪他走到底。“我可以理解他的任何举动,毕竟他是病人。” 说到打人,李永生当着记者的面哭了:“每次打过她后,我都很后悔,可是我当时就是控制不住。”李永生说他不敢想没有于平平的日子,没有她,他肯定活不到现在。 “她活得很累,很多时候她是为别人活的。”于平平的弟弟这么说姐姐。他曾在得知姐夫病情的第一时间,就劝姐姐离开姐夫,起码不要在一起继续生活,可是姐姐没有听他的。现在,他已经默认了姐姐所做的一切。 临走时,于平平提了一个要求:不知道北京有没有人愿意收养小孩,她想让女儿远远离开家乡,离开艾滋病的阴影。(应当事人要求,于平平和李永生均为化名)本版采写本报记者秦文 京城律师倡议给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法律援助 律师界希望以个案推进艾滋病立法 本报讯 (记者魏铭言)昨天,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向中国律师界发出呼吁,希望律师主动向权益受到侵害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法律援助。 这个呼吁,由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和律师杨大民共同提出。田文昌承诺,如果艾滋病人认为自己的遭遇,包括感染侵害,社会歧视、隐私被公开或救治无门,并愿意诉诸于法律的,他都愿意无偿提供法律援助。 杨大民律师曾代理过一起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人身侵害案。 通过这起案件,他从中感受到了艾滋病人的困境,“很多艾滋病毒感染者、患者最急需的是社会理解,最缺乏的是法律援助”。 据了解,目前律师业界普遍认为,艾滋病法律援助的难点在于,许多感染者不愿在法庭上公开身份,他们担心那样会引出更多的尴尬和麻烦;另外,艾滋病的感染途径隐秘,感染者作为弱势个体,很难拿到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被感染的过程是受到了人身侵害。 虽然昨天起开始实行的新《传染病防治法》中也出现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等字样,但在目前的中国,尚没有针对艾滋病人群法律权利与义务的明确法律法规。 田文昌认为,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法律援助,不仅仅是指起诉病毒传播方打赔偿官司,还包括感染者生活、就业、为人的各种层面。比如:反歧视,感染者隐私不能成为媒体的炒作对象,感染者不应被拒绝就业,感染者应享有与普通人一样的正常生活权益等等。在立法层面,田文昌呼吁每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律师,能通过个案的解决推动中国政府为艾滋病立法的进程,比如:通过法律途径帮助一位艾滋病毒感染者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鉴于目前感染者与律师之间尚没有通畅的信息沟通渠道,田文昌和杨大民希望关注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社团、组织能够与律师界很好地结合起来,以推动中国艾滋病的法律援助进程。 [上一页]  [1]  [2]  [3] 相关专题:2004世界艾滋病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