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事业单位改革使四十万人转变角色

　　截止2004年9月，作为全国最早进行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以下简称事改)的重庆，基本完成了用人制度改革。经过5年的努力，重庆市共计37万余名员工完成了聘用合同书，占应签合同384221人的96.3%。有近1270 0个单位进行了分配制度改革，有400多个单位转制为企业，4.2万余名职工被合理分流。

　　有些数字是可以简单计算的，重庆财政今后每年将在事业单位人头费上节约近40亿

元的人头经费。

　　有些数字却是无法计算的，这些事业单位在经过改革进入市场，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将是个无法估量的数字… …

　　动因纪录旧体制不得不改

　　初战告捷后的重庆市人事局办公楼内，依然是一片繁忙的景象。11月19日下午，记者见到了全程参与此次事改工作的重庆市人事局事改办主任杨富财，尽管事改工作接近尾声，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杨富财的脸上并未表现出多少轻松的神色。

　　据介绍，重庆市事改工作之前，全市各类事业单位总计20074个，职工人数达489516人，“当时事业单位人员收入的88.3%来自财政拨款，仅以这些职工每年1万元收入计算，重庆财政每年都需要在事业单位人头经费上支出近 42亿元左右，而且还有其他包括维持单位运行的工业费用等等，这些开支是相当庞大的。”杨富财一开始就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由此原因，出现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尴尬——“例如‘财政倒挂’问题，有一些区县的事业单位人数众多，他们每年发工资的比例甚至达到了整个区县财政收入的71%，在如此之高的比例之下，这些区县财政收入根本不足以应对其他各项事业发展的必须投资。甚至个别区县，因为事业单位发工资而欠下了国家2000多万元债务。”

　　此外，长期以来依靠财政吃饭的结果，造成了事业单位机构庞大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众多弊病，“一些单位由于缺乏足够的活力，其产出甚至难以维持职工的基本生活费用。”杨富财举例说，他们曾在某边远县的一次调查中，发现三个农科站所大门紧闭，根本找不到工作人员，再一问才知道所有的人都到外地打工去了。

　　“改革前的事业单位，机构重叠的现象也很普遍，一个事情由几个单位重复管理，消耗了大量的成本。”

　　而这些问题，同时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随着一系列问题的显现，原有的人事制度，已经再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形势，所以改革从客观上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1995年，全国人事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在这次会上提出将对事业单位进行人事改革的初步意见(简称郑州会议 )。此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于1999年在天津召开了“全国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会议”(简称天津会议)。以这两次会议为基础，中组部、人事部于2000年7月下达了《关于加快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就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提出了原则性纲要，而重庆事改工作，正是在这一纲领性文件之下，形成了雏形。

　　2000年12月27日，重庆市召开了全市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会议，会上，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贺国强、副市长李学举发表讲话，正式拉开了全市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大幕。

　　通过这次会议，重庆市事改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办法基本确定了下来，改革的主要几方面内容分别包括了：1、全员实行聘用制，按岗定责，按责定人方式确定人员编制；2、分配制度一改过去靠国家拨款包干生老病死的政策为多种形式并存； 3、全面推行职员制度，完成“国家的人”向“社会自然人”的转变，取消以往终身制干部制和领导指派制度，实行公开聘用制，以竞聘等形式确定领导人选等。

　　政策纪录43个文件的由来

　　从1999年至今，重庆市人事局为完成这次事改，总共出台了大大小小的政策文件43个，仅仅是这些文件的一个目录打印出来都有两页。如果说，抛开这些文件结构及语法工作等一些细枝末叶的小困难，那么这些文件背后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让它们能够真正发挥到该达到的作用了。

　　杨富财说，一个政策出台，必须是能够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如果大多数人都不能接受，那这个政策本身就毫无价值。

　　更何况于这43个文件，几乎涉及到全市各行业事业单位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如何在改变旧体制弊病的前提之下，能够最大限度保障职工合理合法利益的同时，添加一些激励机制，使其增强因利益可能受到触动带来的工作紧迫感，才是最为困难的。

　　“当时很多文件都是经过无数次的修改才下发。”其原因，就在于中央出台的政策，仅仅是三个原则性纲要。

　　“这些纲要缺乏可操作性，而且甚至在一些专业性很强的事改领域内，根本连原则性内容都没有。”因此，要顺利完成这次事改，人事部门首先要根据现实情况，制订出一系列具备可操作性，同时又能够真正贯彻意图，并理顺各方面矛盾的政策。

　　这些政策最终的化身，就是自1999年以来陆续出台的43个文件。

　　11月22日，记者在渝北区人事局采访时，主管事改工作的宴局长也提到了政策制订的难度，“各区县情况各不相同，就如同中央要制订放置四海皆真理的文件难度非常大一样，市里及区里都是对照实际情况反复调研，反复修改之后才制订相应政策的，可以说，每一个政策的文本出台之前都至少经过了20多次修改。” (信报记者 刘隽刚 张秀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