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变法考县官 实施半年依旧存在虚报数字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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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卢氏县的县官们，今年面临一个难堪之局：根据省内公布的最新经济排名，该县2003年在109个县市中名列第79位，对比2001年的第40位，陡然间倒退了39位。当地官员感叹：一夜之间又退回去了。

　　在卢氏县领导悲怆之际，罗山县则收获了意外之喜：这个排行榜中，罗山县排名一举跃升30位。当地一位官员评价：这比坐火箭的速度还快呢。

　　对这一升一降，河南一位官员告诉记者，卢氏县和罗山县，只是其中的典型，实际上全省109个县市的排名，有11个县市上升20多名，10个县市下降20多位，可谓一场排名“大地震”，以致全省县级领导一片哗然。

　　排名事关政绩，是谁在幕后推动此事，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场“地震”？

　　统计局站到风口浪尖

　　引发这场地震的，是河南省统计局，在今年3月底召开的全省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工作会议上，该局提交了一份《县域经济发展评价监测方案》，方案对原有的评价体系大幅调整，一共新增了6个指标，并据此对全省109个县市2003年经济发展重新排序。

　　“会场上一下就议论开了，”一位与会者后来告诉记者，“主要是排名变化太大，干部们觉得一下无法接受。”

　　这场会议风暴，将河南省统计局推到了风口浪尖。对于当时的会议气氛，半年过去了，河南省政府的一位处长记忆犹新：“说好的当然有，但背后提出尖刻反对意见的，同样大有人在。”

　　河南省统计局综合处处长何卓亚说，当时河南省统计局领导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很高兴地发现，这么长的时间的会议，经过这么多领导干部的检验，没有一个人提出这套指标有哪里不对”。

　　这场变革事实上触动了县官们最敏感的一个部位：政绩考核。河南省一位官员告诉记者，河南省最初建立县级经济考核是1991年，当时的评价指标仅两项，一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GNP)。

　　“仅此两项的考核无疑过于简单，”河南省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处赵德友处长告诉记者，“从1994年开始，考核指标增加了财政收入及人均水平、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及人均收入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等五项指标。”

　　七项指标“考”县官，一直延续到2002年，每年的经济排序，在《河南日报》上公布之日，都是县官们相互通电臧否之时，排名的较量，成为县官们政治竞争的一个晴雨表。

　　但这一原来评价体系无疑也存在诸多的缺陷，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一位调研员就直言不讳地批评，原有的七大指标，立足于GDP为核心，重量不重质、重速度不重结构，导致盲目上项目，政绩工程盛行，百姓却得不到实惠。

　　2003年，在新一届中央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河南省统计局在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的指示下，对全省的经济发展评价作出变革，重点是体现“全面”和“协调”。

　　“从全面来说，经济发展应包括人民生活、财政、投资等指标，而这些是老评价体系没有的，”赵德友处长认为，“而‘协调’则更可看出，一些地方经济总量增长快，但财政收入上不去，百姓收入上不去，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就有问题。”

　　对于新的经济评价指标的出台，河南省省长李成玉说，会前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做了许多调研和准备，准备了3个多月，“省委常委会和省政府常务会议专门进行了研究”。

　　河南省统计局是这项工作的主要操作者。“我们为了这些指标的选取，哪些可以作为权重、权重多少，对省内外、国际发达和落后国家对经济的评价方式进行综合考虑，反复推敲了很多次，才拿出这六个指标。”何卓亚说。

　　据有关人士介绍，这一方案在省委研究时，包括组织部、发改委在内的一些党政部门也从各自角度拿出一些政策和意见，“但都经不起第二、三次问，而统计局的方案，你问到撒手都行”。

　　六项新指标无疑是希望对症下药，赵德友处长告诉记者，“例如全社会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两项指标，河南正在工业化，所以投资额要考核，而有的县150多万人，有的县12万人，所以不能光看总量，还要看人均，这样来考核才比较科学。”

　　另一个指标是“规模以上工业利税总额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这个显得十分专业的数据，在赵处长眼里是这样一个目的，“意在提醒县官们，光上总量没用，你创了多少利税，才反映了增长的质量。”

　　对于这个新的评价体系，河南省统计局无疑十分自信，在一份汇报材料中，该局写道，新体系“既反映了综合实力，又反映了人均水平；既反映了生产规模，又反映了财政收入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既反映了经济总量，又反映了结构变化；既反映了现实状况，又反映了发展后劲”。

　　那么这场变革，会不会像设计者所预想的这样呢？

　　中牟县的变化

　　8月仲夏，郑州市中牟县副县长张书勤带着县乡一批农业干部到河北、山东考察牧草加工情况。该县刚刚通过的发展规划踌躇满志，决意将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成县里的一个支柱产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牟县发展思路上的一个大转弯，用县农业经济办公室主任李明立的话来说：“过去中牟对农业招商都是一提而过，现在开始真正抓了。”

　　事实上中牟一直是农业大县，全县人口67万，其中农业人口58万，是郑州农业的“龙头老大”，农业综合实力排名居于全省前列，农业产值占郑州市的三分之一以上。

　　但在过去的评价体系中，上工业项目才能“出数字”，“我们是农业县，又不卖煤，工业上和那些资源丰富的县比，没有太大优势，一直排名比较落后。”李明立很坦率地说。

　　政绩考核的指挥棒变了之后，中牟的经济“座位”一下上升了16位，这着实叫县领导们兴奋起来了。“中牟县过去盯着工业招商，力度很大，但效果不明显。原因很简单：工业没有基础。例如县里电力不足，变电站等基础设施和用电量甚至比不上巩义(河南一个经济发达的县级市)的一个镇，更缺乏技术人才。”一位县领导告诉记者。

　　指标变化后，中牟县的长官们仿佛一夜间又发现了自己的优势，县农业经济办公室主任李明立也参加了此次山东之行的考察。谈起山东省莱西市引来雀巢公司建奶制品加工厂，养殖6万多头奶牛，成为山东省最大的奶牛生产基地，李明立很兴奋：“中牟县就应该走这样的路啊。”

　　距离中牟不远的郑州另一个县依靠丰富的煤矿资源，经济发展迅速，一直是中牟不少领导干部羡慕的对象。现在，看法转变了。

　　“他们经济发展是走在我们前面，但是空气污染了，水脏了，老城区都要搬出去了。50年、100年后资源枯竭了，他们还有什么呢？”中牟县委宣传部一位部长对记者说：“我们给子孙后代留下碧水蓝天和没有污染的土地，长远地看，我们比他们要强得多。”

　　这对于工业发展长期滞后的中牟的干部而言，这样的自信从未有过。

　　在发展思路上，农业的地位明显提升了。一位县领导介绍：畜牧业的比重加大，劳务输出力度加强，强力引进农产品加工企业。

　　现在中牟把农业招商放在突出位置，根据自己的优势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今年上半年，中牟县和横店集团达成意向，由他们投资1500万元，租用5000亩地种苜蓿草，然后再办加工厂。

　　事实上，这种变化无疑来自于县官们对新指标的分析测评，一位官员就告诉记者，排名大幅攀升的长垣县，13项指标全部上升，综合位次提升了26位。这个最大的“赢家”，其内核就是切合实际，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绿色农业，“富民强县”的结果。

　　河南省统计局事后也曾对排名变化进行过评估，得出的结论较为满意：凡一味追求经济总量、追求增长速度，而不注重提高经济效益、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县(市)，位次都有不少下降。

　　毫无疑问，新旧评价体系在对县官们的考核上出现了明显的修正，连锁反应是官员们随即对自己的施政方向作出调整，以致一些县领导开完会后，立即要求下属评估“新增指标对县里经济”的影响报告，并迅速拿出整改措施。

　　新评价体系的隐忧

　　在此次作出的评价体系变革中，河南省高层领导有一个隐含的重要目的：医治“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官场顽疾。

　　前面提到的卢氏县就至今未走出政绩泡沫的沉重阴影。以大搞形象工程、买官卖官闻名全国的前任县委书记杜保乾1996年至2001年在任期间，疯狂捏造数字政绩，将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综合经济实力从1995年的全省倒数第三“吹”到了第26位。新排名还原了卢氏县经济发展的真实水平。

　　正因为此，河南省统计局在设计这一评价体系时，增加了两个重要的考核指标：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及新增居民储蓄存款占GDP的比重。

　　赵德友处长认为这两个指标，对杜绝GDP造假意义重大：加上“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这个指标后，虚算冒算GDP就不占便宜了。因为GDP虚的越多，你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越小，分就被拉下来了。

　　而“新增居民储蓄存款占GDP的比重”，可以真实地反映老百姓手里到底有多少钱，“如果虚报GDP增长，居民储蓄存款却没有增加，你增长到哪里去了呢？分数同样会被拉下来。”

　　这一点无疑体现出河南省改革的良苦用心，但实施半年来，统计局的官员们发现有些地方继续在统计数字上做手脚，例如，“有的地方财政收入继续搞空转，重复计算，虚报数字”。

　　据本报记者了解，新调整的指标和排名受到了县官们甚至上级领导的空前重视。一个大市甚至开始要求下属各县统计局，将原来每个季度报送的统计指标改为每个月统计报送。

　　这一指令可害苦了统计部门的工作人员，整天为上报数字疲于奔命。该市下属一位县统计局局长对本报记者抱怨，一个月的时间，数字哪会有什么变化？这种要求完全不尊重经济发展和统计规律。他担心在官员对上负责的大环境中，新指标同样会助长新的“数字政绩”。

　　对于如何根治这一顽疾，半年中统计局也收到了不少献计献策的“良方”，例如，有一位县级领导向省统计局建议，将“增值税占GDP比重”列入考核指标。“增值税是国税收入，75%被国家拿走了，你虚100个亿，得给国家75个亿，作假的代价就太大了。”

　　还有人甚至提出用工业发电量考核：“电力指标比较实，用电量来作假不太容易。”但这也有问题。赵德友说，如果把这项指标纳进去，“高耗能的地方占便宜就大了，并且也会变相鼓励他们消耗能源”。

　　在河南省统计局有关领导的眼里，新评价体系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在于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必须从资源环境方面着手计算“绿色GDP”，对资源耗减的成本和自然环境污染的成本——GDP产出的负效应，进行扣除。但这一指标，现在并未列入考核。

　　另外，社会方面的指标例如社会治安、公共教育、就业等指标仍然没有办法考虑进去。河南省统计局有关人士坦承，到目前为止，条件仍然不具备。

　　河南省统计局的考虑是，“在最近一两年，城镇化率可能会增加进去。”将来，还会逐渐把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以及环境、卫生、文化、体育产业等社会发展的评价监测指标充实进评价体系。

　　事实上，在河南当地学者的眼里，评价体系的转变，不光是考核指标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评价体制的同步改革，当地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为官一任，施政一方，一个干部创造的“政绩”是造福一方，为民谋利，还是劳民伤财？感受最深切，看得最清楚，也最有评判权的，还是基层广大群众。

　　在改革干部政绩考核制度时，浙江各地在努力提高干部考核的“民主含量”时，都把重点放在改变“官考官”格局，变成“民考官”。这位学者认为，这是河南下一步应该着力推进的重点。本报驻京记者 李 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