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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学者薛涌日前在《南方周末》撰文，对中国目前存在着的“反西方主义”思潮进行了剖析。文章认为，反西方
主义之所以产生于中国经济迅速进入西方世界之时，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的“重制造业轻服务业”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关。
文章援引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提供的数据：从1990年到2003年，中国大陆的工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
，从41.6%上升到52.3%。而同时期，服务业在中国的GDP中所占的份额
，仅从31.3%缓慢上升到33.1%
。称中国的经济起飞走的是经典式的制造业发展的道路。
薛涌认为，制造业和服务业，不仅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而且还培养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制造业的工人为外国
消费者生产产品，在经济上很开放，但在文化上却并不开放，因为不能使生产者和使用者发生任何交流，生产者打交道的，是
自己的老板或工头。工作太苦、拿不到工资时，就感到受压迫、被剥削，就会对外面的世界产生敌对情绪，孕育了对新的“世
道”的反叛。与此相反，服务业则可以使从业者直接和外面的客户进行个人交流。这种在个人层面和异国文化的直接碰撞，将
可能影响从业者的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
文章称，服务业的培育和崛起，需要的是与制造业迥然不同的社会条件：健全的法治、信息的自由流动、良好的英语
训练、对外来文化的熟悉，等等。但即便是中国的大学生，近年来也常常面临失业的威胁，很难找到这种和外面的世界直接打
交道的工作，不能从对外开放中直接受益。他们于是就可能成为“愤青”，与愤怒的底层社会合流并为之代言，成为既有秩序
的颠覆力量。文章因此认为，如果中国不改善培育服务业的条件，只在制造业上片面地突飞猛进，那么经济开放不仅不会带来
文化上的开放，反而会培养文化上对经济开放的反叛。
薛文最后说，服务业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可以使不同的文化汇流，而制造业则可能用物质产品把人与人之间
的沟通、乃至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对话阻断，甚至会导致心灵锁闭，文化排外。因此，在未来一二十年中，中国在文化上面临着
一个巨大的陷阱：制造业片面发展，服务业停滞，国际间的物流把中国人与世界在文化上隔绝起来，进而培育起对经济开放的
文化反叛，使中国社会在文化上变得更加闭塞，发展服务业的条件更差。而摆脱这一恶性循环的出路，在于从经济开放走向社
会开放、文化开放，使中国成为一个法治健全、信息流动自由、文化多元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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