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彩市 潜力巨大

　　1987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同年7月27日，第一张中国福利彩票在河北 石家庄售出。1987年，中国福利彩票销售额800万元，1993年上升到18.43亿元，1996年64.75亿元 ，直至1999年年底，13年时间全国共完成福利彩票销售额400亿元人民币。

　　1994年，中国体育彩票开始发行。在短短7年时间里，体育彩票年发行额由最初的5亿

跃升至1999年的40 亿，2000年1—11月发行75亿，2000年全年预计发行85亿，2001年预计发行120亿。

　　从目前的势头看，中国的彩票业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市场潜力巨大。据统计，中国只有6％的人摸过彩， 而美国的这一比例是85％，法国是64％，日本是70％。1998年全世界共发行各种彩票1200亿美元，中国有12 亿人口，彩票发行量只占其中的1%。据称，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加紧策划促进中国彩票市场的“利好”措施，比如取消每年销 售量总额控制，提高特等奖奖金等，好戏还在后头。

　　赌性升级？

　　开弓没有回头箭，此言或许可以展望中国博彩之路。关于彩票的诸多争论还没有休止，一种新的博彩方式又在酝酿之 中

　　早在1997年，中国体育彩票发行中心就将递交主管部门，申请发行竞猜型体育彩票：足球彩票。据悉，国家财政 部正在慎重研究此项计划的可行性，并考虑进行试点。

　　与现在发行的福利和体育彩票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足球彩票将以体育比赛的结果作为博彩的对象。

　　有关人士介绍，1994年以后，中国彩票发行量呈高增长趋势。今年电脑彩票大规模兴起又将彩票业带入了一个新 阶段。彩票集资功能惊人强大，政府对彩票持积极支持态度：一方面将致力于管理体制的完善；另一方面也在考虑推出新的彩 票品种，满足市场需要，扩大新的增长点。

　　足球彩票被认为是相对成熟的选择，因为和其他运动相比，它影响力大，关注度高。

　　有专家认为，由于中国政府的谨慎态度，即使足球彩票登场，也不会选择同国外通行的“赔率玩法”。但无论如何， 对比赛投注将令中国的博彩业拉进一个刺激性更强的新层次：竞猜型博彩。

　　赌性升级

　　博彩业分为包括彩票、赛马和赌场三种不同的方式和层次。目前，全世界至今约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不同类 型的彩票。而允许赛马等竞猜型博彩存在的国家，近40个。

　　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讲，除少数国家和地区对博彩全面禁止和全面放开以外，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态度是部分开放，并且 基本上按照彩票—赛马—赌场的顺序开放。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博士张占斌分析，其原因在于，三种不同方式，可控制性也不同。一般来说，智能因素越多，游 戏的公正性也就越差，可控制性越低。

　　彩票是人和票赌。基本上是一种排除了智力、体力、技巧等因素的机会游戏。赌的是数字、图形、号码，通俗，简单 ，能为更多的人接受，智能因素最少，舞弊的可能性最小。电脑的普及更使得作弊全无可能。而且票面面值小额而固定，参与 者只能有节制地投入，不会引发强烈的心理反弹。对于彩票，世界通行的做法是：鼓励。

　　赛马是人与马赌，赌的是马匹竞赛的结果。马有饮食、健康、竞技状态等问题，驭手也有心理、生理等问题，赌马不 仅靠运气，还要靠智力。人为因素多，舞弊的可能性大。以各种体育比赛为依托的竞技性博彩与此类似。对于此类竞猜型博彩 ，全世界都是限制的态度。

　　最残酷的赌博是人与人赌，不确定性最强，下注金额没有限制，输赢又可以连续进行而不中断，这就可以使参与者孤 注一掷，以至倾家荡产。对于赌场，绝大多数国家禁止。即使在少数允许存在的国家和地区，其赌城也往往地处偏远，再附以 劝人向善的心理治疗所。

　　暗流涌动

　　就中国现状而言，彩票，这种小概率而又相对机械的玩法显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赌性。当它在中国悄然出现、稳步前 行时，一些更加具有参与性、挑战性和刺激性的竞猜型博彩活动也在地下演练。

　　赌球，本来只是一种卡拉OK不景气时的替代工具，最早从澳门传入广州的酒吧。1996年欧洲杯决赛阶段，就有 人在酒吧内赌比分、输现钞。

　　1998年世界杯前夕，广州近百家酒吧用大屏幕电视直播世界杯赛事，根据境外赌博公司开出的赔率，固定账户， 电话投注。赌球进入规模化。

　　2000年欧锦赛还没开始，境外赌博公司就用类似传销的方式，在广东、四川、天津、昆明、汕头和北京等地拉拢 球迷参加赌球。以至于公安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对赌球活动要“露头就打”。

　　中国的甲A屡屡传出“假球黑哨”丑闻，也被怀疑与地下赌博集团收买球员、掌控球赛结果有关。

　　足球不是全部，有业内人士称，竞猜型博彩最大的敏感问题是赛马。中国内陆地区赛马一直有突破体育竞技项目的冲 动。1987年2月，西安首次搞了有奖赛马。1991年4月，深圳赛马起步。1992年4月，广州赛马也开始活跃。北 京在1992年7月13日也开始了赛马。此外，海南、天津、武汉、福建、四川等省市都有建赛马场的计划。而且一些马场 早已变相运作了具有博彩性质的赛马。

　　如今，互联网的日渐普及又带来了更加隐蔽的博彩新方式：网上投注，信用卡支付。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尽管中国政府大力打击地下赌博，各种地下赌博活动也在全国从未绝迹，且正出现“参赌 者越来越多、赌资越来越大、赌法越来越新”的特点。

　　利弊之间

　　张占斌认为，博彩业通常会令各国政府在进行公共政策抉择时处于困境。

　　如果选择博彩筹资，可以适当给人们娱乐活动和投机心理以满足，且对社会公益福利事业有利，但将担心社会道德舆 论的压力，更担心博彩成为潘多拉盒子，控制不力为害更烈。

　　如果不选择博彩，而政府又不能完全控制人们的博彩行为，博彩活动的暗流也会对社会风气造成伤害。人们同样会出 现不满的评说：一是对社会公益福利下降的不满；二是对博彩的地下活动不满。

　　这种矛盾的状态也直接导致了不少国家和政府不同时期在博彩政策上的摇摆和彷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 ，博彩在世界范围内，尤其在欧美国家，几乎都有几禁几放的过程。争论的核心，始终是利弊问题。

　　英国政府于1826年禁止在全国发行彩票。议会给彩票下的结论是：“它滋长人的惰性、增加贫困、导致人的放荡 、破坏国内的融洽气氛，而且会增加疯子。”一个半世纪后，1994年解禁，理由是：“政府发行彩票将对社会产生巨大影 响，至少可以弥补政府某些公共开支的严重不足。”

　　20世纪60年代以后，全世界博彩业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在人类劣根性未除，赌博无法全面根除的情况下，一些 国家“寓禁于征”，变地下为地上，将博彩的控制权掌握在政府手中。集资用于社会共同的救助性事业，包括福利、慈善、救 济、赈灾等。

　　一个重要结论：博彩(尤其是彩票和赛马)集资功能强大，博彩筹资能力非常强大，慈善、公益性质的募捐无法望其 项背。此功能政府不利用，就必然会被非政府力量利用。

　　张占斌认为，用不太光彩的手段实现光彩的目的，利用个人的投机心理解决社会共同的难题，这是数千年来人们的认 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的结果，也是政府利用道德的力量去克服某些不道德因素的政策选择。

　　小心求证

　　彩票、赛马、赌场，博彩业具体开放到何种程度，各国政府都根据控制能力与实际需要决定。那么中国博彩业前景如 何？接受《新闻周刊》访问的专家一致表示，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国民众对彩票的接受能力良好，长远来看，发展竞猜型博彩 是大方向，但具体何时、何地、如何实施，还应小心商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刘世锦部长强调：目前中国彩票发展空间很大，需要付出的努力也相当大，应“先把 这件事办好”。其他似乎条件还不是很成熟。

　　“比如足球彩票，长期看来也要朝这个方向走，但短期之内还是要慎重。现在足球界的一些基本关系还没有理顺，足 球彩票一发，很可能乱上加乱。”

　　张占斌博士则认为，一方面是国内地下赌博的存在，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和地区越来越趋向于赌博现代化、国际化、 合法化。随着加入WTO组织和对外开放的加快，国外赌业对中国的冲击会越来越大，因此，未雨绸缪非常必要。

　　他认为，目前中国发展博彩业，主要的限制并不在于“人均收入”，而在于道德因素。在中国目前条件下，国家对博 彩业的总方针，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实行部分放开，即暂时禁止赌场，严格控制赛马试点，稳步发展彩票。从长远来 看，放手发展彩票，稳步发展赛马，在全国选择一、二处开设赌场试点。并严格准入制度，以便积累经验。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贾康强调：社会和政府对博彩容忍的因素在于博彩收益方面对社会公益事业的贡献。中 国博彩业发展首先应明确的一点是：保证公益目标，社会福利最大化，同时将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

　　本刊记者/张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