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制给中国4000多万名各级干部的仕途平添了风险，使为官变成了一种高风险职业。这也就要求各级政府官员必须从以往的“我当多大官就有多大权”转到“我当多大官就有多大责任”的“官念”上来。——题记

　　以《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纪律处分条例》为标志，由“权力问责”为主转向以“制度问责”为主的态势已基本形成。从近期对重庆开县井喷、北京密云踩踏、吉林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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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劣质奶粉等事件的责任追究中，可以明确看出，“官员问责”开始进入制度化操作层面。

　　但是，实际操作中的“官员问责”制与现行的行政体制和干部人事制度不相兼容的地方还很多，还没有完成由“权力问责”为主向以“制度问责”为主的过渡。存在着以下的一些主要问题。

　　一是权责不清，导致问责不明，问责的效果难免打折扣。

　　二是责问主体缺位，导致问责不公或问责不实。

　　三是“问何种责任”的问题没有落实，出现行政责任追究代替法律追究的现象。

　　四是问责的范围太窄，起不到预防效果。（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