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幸福火了！半月谈杂志社以《王幸福：以一个农民的名义调查真相》对王幸福的自费秘密调查事件进行了首家报道，6月30日新华网头条转载后，目前这篇报道已被260家媒体争相转载。数十家媒体致电寻求王幸福的联系方式，有的媒体干脆径直杀往河南宜阳县王幸福的家，对他进行二度采访。

　　7月初，王幸福被中央电视台几大名牌栏目请到北京录制节目，被中央电视台栏目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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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保护的他一天换一个宾馆。半月谈作为第一家对王幸福进行深度报道的媒体，自然怀揣着对王幸福更多的关注，几经周折——

　　7月17日，一个周六的早上，记者的手机响了，是王幸福。

　　“我的处境很危险”

　　记者：许多媒体对暴力征税事件，多家媒体提到“王幸福的幸福与不幸”，我想问您，您感觉自己现在幸福吗？

　　王幸福：我现在（稍停顿）——也幸福也不幸福。

　　记者：为什么？

　　王幸福：我感到幸福的是，我反映的事情，拖了这么长时间，终于得到了全国上下包括新闻媒体的重视。在上级的压力下，农户的部分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我感到不幸福的是，我现在被称作“农民英雄”，可“农民英雄”却不敢在家里住；我被称作“正义的化身”，可“正义的化身”却整天被人监视。

　　记者：您现在过不了正常人的生活，那怎么会幸福呢？

　　王幸福：总体来讲，我应该感到幸福。我的所作所为就是为群众办事，既然办了些事，我还是满足的、高兴的、幸福的。

　　记者：您家里的电话“已停用”，怎么回事？

　　王幸福：一是这段时间总打电话，欠费了；二是上面干扰，不让电话开通。

　　记者：那您现在怎么和外界联系？

　　王幸福：我在朋友家里和外界联系，找放心的地方，在不放心的地方我是不敢打电话的。

　　记者：您说您被监控，何以见得？

　　王幸福：我在北京还没回家的时候，一个老乡给在家的女儿打电话说要去，电话放下没到10分钟，那老乡还没到呢，乡政府的人就骑摩托车到我家了，问我女儿这个人来你家了没有。你说这不监控怎么能知道？

　　记者：这次媒体对您的报道，对您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

　　王幸福：我对待这个事很冷静，媒体是公正的，他们主动找我，我很欢迎。但县里对我是更加仇恨，他们认为是我主动找媒体揭他们老底，你也知道，不是那样的。唉，顺其自然吧。我的处境很危险，随时有被打击报复的可能。

　　记者：现在县里对您的态度怎么样？

　　王幸福：这个事在半月谈被头次曝光后，全国各地来了好多媒体，都直接跟我接触，不找也不想找县里。我听说，县委县政府领导成夜不睡觉，开会研究怎么处理这个事。记者一来，县里摩托车、轿车全上来了，拉媒体记者去县里住宾馆，还说我们得招待你们保护你们。有一天晚上，一个记者半夜偷偷跑回我这儿，说县里对你进行了人身攻击。我说那你们怎么看，记者说：“这表明他们对待你搞调查的事，态度还不端正，还是没有正确对待你。”其实攻击我反而增加了社会各界对他们（县领导）的批评。

　　“有些人说我是‘民间信访局长’”

　　记者：老百姓对您怎么看？

　　王幸福：很多乡亲们找我问政策，咨询利益纠纷、土地纠纷、民事纠纷——我那儿好像一个“法律咨询处”，有些人说我是“民间信访局长”。（笑）现在政府派了很多眼线来跟踪监视我，而其中有两个眼线已向我表明说，他不但不会为政府通风报信，反而做我的“地下党”，为我传递信息。

　　记者：可有的人对您还有成见。

　　王幸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的名声不好。我跟别人不一样，很多人随大流，而我要跳出来，替弱者说话。我敢当面指责干部的错误，人家说我精神不正常，有点二百五。

　　记者：您做这调查，图什么？

　　王幸福：我不出这个头，农民们受的苦永远没人知道。

　　记者：家人支持您做这个调查吗？

　　王幸福：我的儿子对这事很恐惧，很担心，也很生气。有一年过年因为这个事都不回家了。女儿非常支持，她说她爸爸是个大英雄。

　　“我的调查报告被回良玉副总理批示过”

　　记者：印象最深的一次调查是哪次？

　　王幸福：有一次听说征税人打了一个80多岁的老太婆，打完了还踩她。我就偷偷上门调查。那家人听说我是来调查的，全家人都跪在了我面前。一边哭，一边喊我是青天。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哪儿是什么青天啊，我就是一个农民而已。可是，他们受了太多的委屈，根本没地方说去。所以连我这样的人，都被他们当作救星了。于是，我也忍不住放声大哭。

　　记者：暴力征税在您身上发生过吗？

　　王幸福：在我身上发生过乱收费的事。但是，因为我平时注意学习点相关政策，能讲出道理来，他们不敢乱来。

　　记者：调查中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王幸福：有人不愿意说；有人怕被打击报复；有人觉得，你一个农民能管什么？有些人家，我去了三次都不和我说。

　　记者：怎样博取农民的信任？

　　王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要想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不问他们要钱财，不求他们报答，农民兄弟自然就知道你这是在帮他们做事。

　　记者：一个农民做这样的调查很难被人理解。

　　王幸福：许多人问我是不是有后台，我告诉他们，后台就是中央的政策。其实，政府有很多替老百姓着想的好政策，但是，有些官员不执行，或执行得走了样。

　　记者：调查时您有顾虑吗？

　　王幸福：调查这个事，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并不是为了出名。当时也产生过放弃的念头：花了那么多钱，还没有回音。我的信不被认可的话，信转下来，县委县政府再砍我一家伙，打击报复，白花钱不说，还得吃亏，将来谁为我洗清冤枉啊？

　　记者：听说您的调查报告被中央领导批示了？

　　王幸福：我的调查报告转到上级有关部门，被回良玉副总理和河南省省长批示了，现在批件在河南省税改办公室。

　　记者：现在的处理情况您满意吗？

　　王幸福：一部分问题是解决了，还有一部分问题没解决。但很多人告多少年都没有结果，而我这儿，中央领导、省县领导都批示，对我还表示感谢，这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记者：事到如今，您还有什么遗憾吗？

　　王幸福：有，暴力征税一事，被打残的农户仍没有得到补偿，打人干部也没有得到处理。我还是希望这个事能从上到下地解决。（听得出来，王幸福对受害农户一直甚是牵挂。）

　　“咱不是‘刁民’”

　　记者：许多媒体到你们村里采访，听到了一些诋毁您的话，您对这个怎么看？

　　王幸福：有一定的原因。为啥呢，1988年我曾打过一个人。但那次我们发生争执，是他先把我打了。当时，我小有名气，会画画、能作诗、还会武术，办过武术班。人家说，你办武术班还让人家给打了，是人家武艺高强，还是你犯啥错哩？我委屈，向派出所反映，可所长和他是亲戚，没处理他。我就决定报复他，把他脑袋打了个“窟窿”。就这么个事，其他的事都是捏造的，都是对我的诬陷。

　　记者：您写的这个调查报告，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可有人说您是“老上访”，是“刁民”。

　　王幸福：咱不是“刁民”！我只是爱管老百姓的事。1985年，我看到村里的孩子们在危房里上课，孩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可是，没有一个干部为孩子们担心。当时，我们村里是有收入的，建个好学校一点问题没有，可没人管。我把包括这个问题在内的六个问题写了一封信给县委书记，要求解决。后来我得知，县委书记批示了：情况若属实，不办甚惜，望乡政府协助解决。

　　记者：后来解决了吗？

　　王幸福：乡政府领导和村干部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还对我非常有意见，他们做了假汇报。一次我去县委办公室，问他们：我反映的问题你们很重视，可为什么不解决？县领导说：“解决了呀？”我说：“学校还没人管！”县领导说：“你看，你们乡政府都写了解决的汇报材料，都盖了公章了，你说我是相信你个人还是相信你们乡政府呢？”就这样一句话到底了。我很气愤，已经答应的事、合理的事，却因为一个假汇报就过去了。

　　记者：这件事对您后来的所作所为有影响吗？

　　王幸福：有，我决定给中央写信，就给国务院写了一封信。信写了20多天，还请教过我们同学里念过大学的，他们说：信没啥毛病，写得很好，可是，农村里鸡毛蒜皮的小事，人家不会管的。我说：“不管管不管，没毛病就行。”我就花了8分钱，邮了出去，其实也没抱啥希望，就当没这回事了。可意外地，一个月后我接到中央一封回信，上面说：王幸福同志，我们认为你这种认真、积极、负责地向领导反映问题的精神是很好的，你来信反映的问题我们已经转请河南省人民政府认真调查处理。后来问题解决了。

　　记者：问题解决后，您的处境怎样？

　　王幸福：问题是解决了，可我也被大队领导注意了。他们想，一个农民写封信就惊天动地，把我们这些人折腾的又写检查又写汇报又干啥的，要给他提成个干部，再替群众说话，那他可就了不得了。干脆给他弄个中学老师干吧，圈住他，他就不再告状了。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老师也没干长。因为这次写信我有了名气。

　　记者：也因为这次写信，您落下了“老上访”、“刁民”的罪名？

　　王幸福：虽然当时我办的事是正义的，但当时我的法律知识、工作经验、为人处世都是有缺陷的。那时我不成熟，我好心好意帮人家忙，却常常遭诬陷。

　　“我就是想当人大代表”

　　记者：有人说，您这是和政府作对，您怎么看？

　　王幸福：我这不叫和政府作对，党的政策在那里，你却不执行，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那才是和政府、和中央作对。调查后我发现，农民其实都是愿意交税的，可当地政府先亏欠了农民，拖欠了农民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工钱，或者没有调整好土地，农民在交税的时候当然要发发牢骚，那怎么就变成“抗税钉子户”了呢？

　　记者：上访往往是农民不得不采取的利益表达方式，而这又是非常艰难的，您不畏难吗？

　　王幸福：很多人为了上访都付出惨重代价，受打击后一蹶不振。但我王幸福不会，我就是被打击一百次，我还是会把正义的事情做完。

　　记者：您说过您会作诗。

　　王幸福：2000年4月我写过一首诗叫《问鼎村座有感》：陋居蓬径独悠悠，天海星繁月中楼。书倦烛换枕又起，一欢未忘十年愁。壮怀久在酬方寸，豪气长存贯中州。欲借天外金百万，福造一方复何求？

　　记者：下一步，您有何打算？

　　王幸福：我想办一个“农民维权网站”，与关心和研究农民的有识之士一起深入探讨“三农”问题，推进农村改革，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记者：您的愿望是什么？

　　王幸福：我就是想当人大代表。我想更好地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还有就是总结政府工作中存在的误区，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给党和政府当好参谋。

　　据《半月谈》

　　媒体热赞王幸福维权

　　《中国青年报》：不要再让农民“失语”

　　读过半月谈对这一事件报道的人，理应为王幸福“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感动。同时，我们这个社会也有必要进行深刻反思：如何看待农民手中的笔？怎样让更多的农民来表达这个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利益团体的利益诉求？想表达和做出了表达的农民绝不只是一个王幸福。可是，社会对农民的表达的冷漠，一些人对农民利益主张的封堵，才使农民这个庞大的利益团体大面积地“失语”。农民这个利益团体的“失语”，主要不是农民“素质”问题，而是相当一批人对农民的表达闭目塞听，这个社会没有给农民提供主张自身利益的讲台。

　　《中国经济时报》：向王幸福致敬

　　笔者由衷地敬佩王幸福：如果没有王幸福，可能中国农民就要一直背着“暴力抗税”这口黑锅；如果没有王幸福，可能中国农民的血泪上访还在被制造不安定因素、刁民闹事等罪名诬蔑！200余户“钉子户”中无一农民真正抗税折射出了什么？折射出了国家政策信息依然不够畅通，折射出了地方政府有令不行的胆大妄为，折射出农民权益维护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句空话！宜阳县政府的做法颇值得玩味：一方面他们感谢王幸福的调查，聘请王幸福为农业税收监督员，并向他支付了调查补偿费用；另一方面，责令乡政府退还去年的罚款及扣押物资，却不处理责任人。这样的政策，显然是在安抚王幸福的同时推卸责任。

　　《南方周末》：王幸福何以让人感动？

　　王幸福的所作所为深深感动我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他超人的胆略勇气，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忍耐心，以及质朴善良的心灵等等。其中最让我感动的要数王幸福的身份。刚刚颁行的行政许可法使以往传统的“公民义务本位、政府权力本位”提升为“公民权利本位，政府义务本位”，从而避免了王幸福“上访”可能的不幸，催生了王幸福今天的“幸福”。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

　　从一个农民的自费调查说起

　　近些年来，从政府官员到专家、学者，为农民代言的不少；也有相当一部分有胆识、学识的农民，将身边发生的不合理现象诉诸文字，向上传递。但是，真正以社会调查方式详细解剖问题，反映群体性不公正遭遇并提出实质性建议的，王幸福应该是第一个。王幸福的调查报告所传递的，不仅仅是当下中国农村的真实现状，还有一个群体的觉悟与成熟。

　　《燕赵都市报》：

　　农民为什么自费调查征税矛盾

　　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他已经对当地有关部门提供的行政服务极度失望，才越俎代庖地替政府部门尽“义务”。

　　王幸福，河南宜阳农民，自费秘密调查230起暴力征税事件（75名群众被打伤），无一例是真正抗税的“钉子户”。他撰写的平生第一份关于“230起暴力征税无一农民真正抗税”调查报告引起了国家税务总局、河南农监办的高度重视。县长对他表示感谢，并告知对他提出的建议的处理情况，聘请他为税收监督员，月薪1200元。

　　据《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