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土地过于随意 经济神话昙花一现 政治身份亦官亦商走“牛”上任真相

　　2000年12月29日，牛群在一片争议声中“下嫁”蒙城“走牛上任”，做起了“挂职副县长”，2004年的今天，牛群又在债主们的一片追讨声中一度从蒙城消失。

　　之后，在债主们告到法院受到媒体聚焦之后，在地方政府态度鲜明并积极行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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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群又潜回蒙城表示“决不当孬种”。历经三年的感受和审视，蒙城人开始怀疑“牛副县长”“奉献”蒙城的本意。膨胀后的癫狂共舞

　　或许是当年“副县长”这样一个崭新的“人生舞台”让牛群找到了尽情演绎的快感，牛群要实现向“实业家”的转变。牛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渴望完成从文艺家到实业家的转换，在别的企业家1年2年，甚至3年5年办不成的事，他牛群出马短短几十天、几个月即可完成。

　　“牛群商贸城”的“成功运作”无疑成了牛群“神气力量”的佐证，“牛群商贸城”于2001年7月28日动工，2002年5月8日开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一座号称投资2个亿，占地300多亩，总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的大型商贸城在蒙城“拔地而起”。

　　蒙城一位官员私下说：“一时间，蒙城简直成了牛群的‘后花园’，政策随便给，土地随便圈。”牛县长还沾迷信、伪科学

　　知情人透露，牛群在蒙城有两样“法宝”，一样是不但能测人体百病且能测人心眼好坏的“万能仪器”，一样是能让人百病消除的“神船”，这样的说法在记者后来采访包括蒙城政府官员在内的各界人士时得到证实。

　　相关的人士还透露，所谓的“万能仪器”就是一台不大、可以肩背的盒状仪器，有几个按钮，有一个像笔一样的东西在人手上点来划去就能测出百病了。他说：“当时学校的老师都信了，学生画的画也都成了‘鬼符’，学校被搞得乌烟瘴气。”

　　与此类同的是，曾与牛群共事的人士透露，牛群每圈一块土地都要找“先生”先看看风水，怎样布局，怎样建造。“眼球经济”完全破碎

　　在蒙城，“牛群商贸城”的“崛起”、五子牛特校的“改制”、五子牛饮品公司的“扩张”一度成为牛群“玩转资本”的“三大杰作”，但牛群的“三大杰作”最终没能经受得了三年时间的考验。

　　“牛群能吸引人的注意力，但刺激不了人的食欲，牛群能让人快乐，但牛群不能填鼓人的腰包。”这是牛群商贸城一位商户的玩笑话。但蒙城的“眼球经济”正是在这样的“玩笑”中宣告破灭。蒙城县政府一位领导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想了半晌儿，还是说不上来牛群三年来为蒙城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哪些贡献，因为，由牛群的“杰作”演变成的“败绩”正困扰着蒙城县政府。“政治怪胎”杂症

　　有消息人士透露，蒙城个别官员的升迁得益于“牛副县长”的从中“搭话”，牛群也常向“身边的人”宣扬：“上到国家领导人，下到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叫我‘牛哥’。”“跟着我牛哥，要钱有钱，要权有权。”

　　当地一家媒体披露，安徽省一位主要领导视察蒙城时，对牛群半开玩笑地的说：“你是终身县长，也是终身校长。”蒙城一位官员私下说：“这样的‘上谕’成了牛群的一道无形的‘护身符’。”

　　蒙城县政府一位官员直言：“若是别的副县长犯有这样的错误，并造成如此恶劣的影响，位子肯定保不住，但对于牛群，只要他不提出辞职，谁也动不了他。”这样的认识并非空穴来风，亳州市委组织部在前往蒙城调查了牛群的“官商身份”后，结果却不了了之。“后牛群时代”该如何

　　“蒙城需要牛群，主要是因为蒙城太贫穷。”7月16日上午，蒙城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梁栋受县政府的委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在牛群“消失”后，梁栋主要的工作就是领导着“工作组”“善后处理”有关牛群的一切问题，在媒体的关注下，梁栋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表示蒙城县委县政府的态度很鲜明：无论是谁，欠老百姓的钱一定要还。他说牛群至今还没提出辞职，他坦言，要是别的副县长摊上了“牛群这样的事儿”位子肯定保不住。

　　对于发展“牛群经济”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梁副县长说得很干脆：“做错了，做错了就改正，媒体监督就是为我们体检。”据《现代快报》提示：承认责任“责任主要在我。”

　　———7月24日，面对对国家统计局修正GDP的有关质疑，该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向公众道歉。[背景]

　　姚景源承认，责任的确在自己，而且当月核算GDP的做法不够科学。但他认为，统计部门对GDP进行修正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实际上，国家统计局并非首次对GDP数据进行修正。如1994年的GDP增长率，就曾由11.8%调整到了12.6%。只不过，以往统计局仅修正年度数据，并不涉及对季度数据的修正，且修正并未制度化。据《中国青年报》提示：资源利用

　　“比如说，提倡节约用水。黄河下游为什么断流？以前我到兰州，那里的黄河水一吨3厘钱，也就是说1000吨黄河水才值一瓶矿泉水的钱。黄河水用起来能不浪费吗？所以经常断流。再比如抽水马桶的使用，水价高了，有人就在马桶水箱里放个矿泉水瓶子，或者马桶装两个按钮来节水。对于资源，我国传统政策是扩张性的政策，鼓励大家多发掘多用，现在则是限制性政策，需要限制性的体制。比如国家最近对征地出台的一些限制性措施。”

　　———中央党校研究室主任，《低代价经济增长论》作者梁言顺接受采访时，对于现在资源利用发表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