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峻晓
记者近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教育局采访时，多次听到“鼓励性评价”这个词。如此评价不是用在别的地方，而是用在手执教鞭的老师身上。灵武市教育局长马彦平口出惊人之语：多年来，我们都是在老师身上挑毛病，这个不好，那个不行。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拿着放大镜挑老师毛病那样挑老师的优点，多给他们些“鼓励性评价”？
事情的起因源于2001年灵武市被确定为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试点县之后。原来的教学科目变了，教材内容变了，教学方式亦随之改变；改革后的教学没有模式可循，一切都要从头再来，一切都在摸索中逐步前行。肩负改革重任的老师们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为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育管理部门到学校听课的次数也多了。就在此时，灵武市教育局长马彦平提出了“鼓励性评价”这个词，要求前去听课的市教研室工作人员只挑老师优点，不提老师授课中的毛病。这样的做法果然奏效，老师们对做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充满信心，创新之举源源不断。然而此事并没有完，老师在上课时的不足怎么办？市教育局让有条件的学校将老师上的课全部用摄像机录下来，课后“复盘”。于是，就在听课者的一片“鼓励性评价”中，授课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毛病：我这里如此处理可能会更好！我那个例子举得太不恰当！老师有了积极性，灵武市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顺利推进，成为全国的典型。
“鼓励性评价”说白了就是说好话。好话谁都爱听，上至白发苍苍的老叟，下至少不更事的孩童。“鼓励性评价”是优良行为的推进剂，也许某人在某些方面做的事情并非十全十美，但鼓励者拿出其中的优点予以表扬，这个人可能做得就更好了。这方面的例子俯拾皆是。笔者有个同学现在是全国著名的作家，一次与他交谈时，他说他之所以有今天的成绩，要感谢自己的初中老师。他是“文革”时上的初中，那时流行写“小评论”，老师将题目布置后，他在当村干部的父亲那里拿到一张省报，正好报纸上有篇文章与老师布置的题目吻合，他写成一篇所谓的“小评论”。这篇“小评论”受到老师表扬，老师说他有写作天赋，将来是当大作家的苗子。他由此受到鼓励，爱上写作，后来考上某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写出许多优秀作品，成了全国知名的大作家。
“鼓励性评价”是对人们所取得成绩的肯定。在灵武市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老师们学会了用更多鼓励性语言激励自己的学生。即使某个学生提出的问题并不恰如其分，老师会鼓励他(她)：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证明你已经用心了！这个学生后来更爱提问。有个学生数学成绩总是不理想，但他有音乐特长，老师也会鼓励他：学唱歌多难呀，那么难的事情你都会了，数学只要下点功夫，没有学不会的。不久后，这个学生的数学成绩也上来了。
老师更需要“鼓励性评价”。通常来讲，老师是“鼓励性评价”的付出者，他们经常需要做的是对学生进行“鼓励性评价”，着力发现每个学生身上的优点，他们真的很“累”。但当他们需要“鼓励性评价”的时候，往往等来的是学生的不满，家长的抱怨，管理部门的指责。他们的理性要求他们在“逆境”中前进，但他们自身的本性又期待着得到恰如其分的“鼓励性评价”。灵武市教育管理部门掌握了老师的特点，及时给予他们“鼓励性评价”，给了老师信心，同时也给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注入了活力。
“鼓励性评价”值得提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