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涉嫌贪污、受贿、绑架、故意伤害等多种违法违纪行为，为了让与他有着诸多恩怨纠葛的举报人李玉春停止检举他，曾痛哭流涕地跪在李玉春面前，“忏悔”不已。（本报今日Ａ24版）
面对下跪，谁也无法抹杀其本身具有的强大的心灵碰撞的力量。这也许就是文化伦理资源的效用表现吧。比如，面对下跪，接受跪拜者，无疑要承载一定的道义压力与感染力。
甚至，在特定的时间与环境下，对一些接受跪拜者来说，跪拜对人起到的效用，可能会比特定的法律制度产生的效用还要明显。
2002年5月24日中午，在包头市东河区的一个转盘处，发生严重的交通拥堵事件，围观群众多达数百人，使交通顿时陷于瘫痪状态。当地交警温永胜作了一系列的疏导工作，却毫无效果。于是，他下跪了。跪在人群面前长达10多分钟，人们惊呆了，终于使交通拥堵的现场恢复了正常。
警察作为执法者，用其本身的权威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下跪却能解决。有专家认为，警察下跪所凭借的，就是一种根植于传统文化中那种委曲求全的感动力，这种感动力，在特定的环境下，还可能加进了诸如责任感和道德感这样的因素，从而发挥出更大的效用。
现在，这位叫做李信的副市长，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在对他的举报人采取了种种依附于权力、金钱的手段都未能取得效果的情况下，无奈下跪。
警察的下跪和腐败副市长的下跪，前者是为承担责任，后者是为逃脱惩罚。可见，面对下跪，人们必须要明白，谁在下跪，向谁下跪，为何下跪。这实质上都是下跪的方向性问题。下跪本身所附含的道德力量、伦理资源、面子效应无法抹杀。正是基于下跪本身可能取得的效应，我很担心，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多少腐败者上演过有形或无形的下跪插曲，用下跪的姿态，戏剧性地走出了自身的“囚徒困境”呢？
要知道，下跪，可能软化一个举报者的决心，也可以让一些原本不愿与腐败分子妥协的心软化下来。我们讲求从制度与法律上对官员实行约束，但是，我们并不能否定人作为“道德人”的特质。我们承认法律制度技术性手段的力量，但是，一些借助于传统资源的道义力量同样不能忽视。也就是说，在建设健康文明的社会进程中，制度资源与伦理资源博弈，值得重视。（来源：南京单士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