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昊
日前，公安部公开提出“命案必破”目标，引起各大媒体的报道和讨论。其实，早在2000年，湖北省公安厅就已经率先在全国提出“命案必破”的公安要求，当时在全国公安机关引起了广泛关注，一些公安机关纷纷效仿。目前，公安部所做的是正式把这一目标推向全国。
应该说，这样严格的要求可以促使公安部门加大对严重暴力犯罪的打击力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搞好治安的心理期望，但其解决问题的思路本身却是有问题的。原因在于，这一命令的出台其实体现的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行政传统———以简单划一的行政命令解决复杂问题，以主观愿望代替业已存在着的现实规律。
说到规律，首先是概率学上的规律。刑事犯罪确已发生，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不能破获，甚至根本就无法破获，这在刑侦学上被称为“犯罪黑数”。对“犯罪黑数”的研究是刑侦研究领域的一个尚未解决的课题。这种“黑数”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不是你想让它消灭它就可以消灭的。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除非是故意视而不见。如果说，靠一个行政命令，就可以消灭一种科学规律的话，那么科学家、研究工作者也就不用在这个社会上混了。还记得“大跃进”时提出“每个县都出一个鲁迅、一个郭沫若”的荒唐“目标”，就是这样一种思路被推向极端的结果。
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案，在当时轰动一时，但最终也没有破获，时隔40多年的时间，至今还是个谜。以美国警方如此精良的装备、先进的犯罪侦测手段，尚有“命案”成为悬案，也在另一个侧面说明：“命案必破”作为一种表示决心、激励勇气的工作目标,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把这当作对工作的一项硬性要求来执行,却不一定是很科学的做法。但我们目前所做的，恰恰就是把这种“软性”的激励变成一种“硬性”的压力，甚至是对无法破案的干警进行惩罚的一种机制：在福州市，“命案必破”机制启动后，市公安局立即出台了未破杀人案件反思检讨和黄牌警告制度；长沙市警方提出的口号是“命案必破、挂牌全破”；武汉市对命案发案多、破案率低的基层队所实行“一票否决”。据称，正是这些城市的“命案必破”压力机制促使破案率大幅度上升。
虽然迄今没有人能真正说得清“压力机制”和“破案率”之间到底有何种直接的联系，但我们还是姑且相信这种说法———上级压基层、基层压干警、干警破大案。不难看出，这种压力从上到下必然是层层加码，最终最大的压力是落在基层干警身上，惩罚机制对他们的影响也最直接。但我要说的是，这种人为的沉重压力必然影响基层警察办案的方式：由于许多大案侦破的难度极大（至今公安部红色通缉令上的几名逃犯依然未落网），为了迅速破案，办案进程中的人权规则有可能被有意忽视、刑讯逼供成为最快捷的突破手段———不要忘了，以前一些刑讯逼供案例正是在公安人员面临尽快破案、完成任务的压力下发生的。至于为了完成任务而制造冤案,错杀好人，也不是没有记录的。以上种种不但是对人权的直接现实的威胁，而且也不能保证“破案”的准确性和真实性，甚至反过来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压力的增加有时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应该说，在当前严峻的治安形势下，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督促公安工作是一种简单而迅速起效的选择，但一项政策的出台，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它的长远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目标应是“命案要破、人权要保”！
（金陵／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