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记者 朱勇 龚小莉

　　在公交车上仗义执言，乘客何金生却换来4名男子长达几分钟的殴打。面对眼前发生的暴力场面，公交车司售人员和其他乘客都选择了沉默。事后，何金生毅然将宝山巴士公司告上法庭要其赔偿。4月1日，宝山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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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饱受老拳无人相帮

　　2003年11月12日，55岁的快递员何金生从浦东送快递到宝山。上午10点半左右，何金生在水产路搭乘了淞安线96372号中巴车。车行至中途时，一位戴眼镜年轻乘客在走到车门口准备下车时突然大叫：“我的钱包丢了！”

　　此时，何金生看见旁边一小青年正往屁股底下塞几张钞票。年轻乘客在何金生的帮助下，从小青年的座位下找到了空钱包。随即，何金生对小青年说：“把钱还给他”。小青年乖乖地交出了钱，年轻乘客接钱后没说什么就下车了。

　　年轻乘客下车后，小青年恶狠狠地盯住何金生。但当过兵，练过武的何金生也不甘示弱，在与对方对视一番后说道：“你这种社会蛀虫，应该被抓去坐牢。”而与此同时，售票员则回头摆手示意何金生就此打住。

　　但仅过了几分钟，小青年在与同伴交流了几句后，挨着何金生坐的那个人突然出手，一拳重重地打在何金生眼睛上。而几乎同时，包括小青年在内的3人也一哄而上围着何金生打了数分钟。对此，车上司机售票员乘客无一人出来给何金生有效的帮助，也无人报警。事后，在找公交公司协商解决未果后，何金生一怒之下，将公交所属单位宝山巴士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其赔偿医药费、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共计2万余元。

　　庭审两大焦点

　　4月1日下午，宝山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双方就几个争议焦点进行了激烈争辩。

　　一、司售人员有没有不作为

　　何金生的代理人大明律所安辉波律师认为：“司售人员在何金生长时间被打之下，不仅没有给于直接的帮助，且连报警都没做，也没将车开到附近的治安警亭。据此，司售人员没有按合同法要求进行“尽力救助”的义务，明显属于不作为。”

　　公交公司辩解：“在事发当时，司售人员都曾经作过劝阻，对歹徒喊“不要打了、不要打了”，这个在公安机关是有笔录的。试想，售票员，一个弱女子，她怎么对付四个歹徒？而到目前为此，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司售人员怎样才算有作为。因此，事实上我们已尽到了救助的义务。”

　　二、被告对乘客见义勇为说法有异议在法庭上，55岁的何金生显得异常激动，他认为：“我在公交车上抓小偷，完全是出于义举，现在被打伤，小偷不知去向，公交公司应为司售人员的沉默负责。”

　　公交公司对此则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如果打人者是小偷的话，何金生此举无疑是见义勇为。但现在打何金生的4人早已不知去向，现在又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还钱给年轻乘客的人是小偷。因此，该人完全可能只是捡到钱包的贪小利者，如果是这样的话，被何金生骂是社会蛀虫，肯定会被激怒。如果他们打何金生是因这而起的话，那么何金生的挨打就是因为他冤枉了别人，这样显然不能说成见义勇为。”

　　安律师认为：“公交公司是狡辩，事实上贪小利者肯定不可能打人的。”

　　同时，为了证明司售人员知道肇事者是小偷，而是出于害怕遭到报复而不愿对小偷采取措施。何金生向法院提交了包括央视等电视媒体播出的电视节目录像带：在节目中，司售人员以及公交公司领导都承认是因司售人员觉悟不高、害怕出事而放任小偷的恶行。”而对此公交公司给出了他们的解释，他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是本着宏扬正义精神的角度出发的，但这并没有反映他们的真实情况。司售人员之所以没有报警，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害怕被报复，他们整天在一条特定的线路上跑，随时都可能被报复，防不胜防。

　　调解未果法院择日宣判

　　在庭审结束接受法官调解时，何金生表示愿意调解，但前提是公交公司得承认他们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存在过错，并愿意就此向自己作出包括精神损失费等方面赔偿。而公交公司也愿意调解，并表示可作出部分赔偿。但坚持认为己方司售人员不是加害何金生的人，因此并没有过错，赔偿只是出于对何金生的同情。此外公交公司认为，原告精神损失费用的提出没有法律依据，公交公司和何金生仅仅是运输合同关系。

　　由于双方存在争议，没有达成调解，法院将择日对此案进行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