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月23日《羊城晚报》报道，本月初，在广东省考试中心公布的《关于做好2004年普通高考考务工作的通知》中，销去了考生档案中《高中毕业生家庭情况调查表》这项入档资料，也就是说，已实施20年的考生父母“过错”要入学生档案的做法，在广东已明确取消了。
报道中有这么一段：“不少家长关心的是：这个调查表的登记入档是否会对有“问
题”父母的学生的升学造成影响？广州市招生考试委员会高教科的步先生表示：这要看各校自己的看法了。”看来，在以往的做法中，对于有“问题”记录(虽然它是父母的)的学生，学校享有招与不招的自主权，而一旦学校有各种担心与顾虑，那么有可能发生“在两个条件基本相同的学生之中、放弃那个有‘问题’记录的学生”，对于学校来说，这是符合情理之举；而对于落选的学生来说，他丧失了也许本该属于他的机会。
为人父母，如果知道由于自己的原因，导致孩子只能归入“另类档案”，在他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也许会遭遇种种的“意外”与可能，心情可想而知。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孩子都要经过“政审”，不合格者被“淘汰”出正常的升学、工作乃至于整个社会体系，那是特殊年代造成的“错误”，在后来的日子里，政府纠正了这一做法。
在21世纪的今天，无论是隐私权保护，还是法治，都是政府和民众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按照国际通行的公民隐私权保护原则来看：行政机关要求提供个人信息时，必须对提供信息者说明下列事项：行政机构要求提供信息的法律依据，以及个人是否必须公开这项信息；该项信息主要用于什么目的。那么，父母“过错”记录在孩子档案里，除了20年前的一纸《关于高中建立学生档案的暂行规定》的行政规定外，还有多少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同时，这种档案记录，能起到的正面效应是什么？其负面效应是什么？如果负面效应远大于正面效应，是否应当从保护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发，进行纠正？
一位法学家曾经指出：“我们”在很多问题的理解上，仍以“习惯”代替法理；对社会事务的管理的出发点，更多的是考虑到政府的管理效率与便利，而不是基于公民权利保护，这样的结果，反而损害了社会进步的整体效率，得不偿失。
也许，当年的政策制定者，也认为父母的“过错”无关孩子，记录只是一种“政府信息采纳”的需要。那么，既然父母“过错”无关孩子，为什么要记录？如果父母“过错”确实在某些方面影响到了孩子，那么不就与政策制定宗旨背道而驰了吗？而当教育部有关人士已经意识到这样的规定与时代发展不符时，是不是应当尽早在全国范围内予以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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