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千万富翁的参政经历

https://zylofonmediaonline.com/__proxy_domain/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20日17:14 大华网-汕头特区晚报

　　2003年12月25日，福建晋江市深沪镇科任村，傍晚6点。海风并不大，村里废旧的小学操场上人声喧哗，3000多名村民都聚集在这里，推选村里新一任的市人大代表。

　　选举由深沪镇镇政府派来的干部主持，7点左右，村民陆续投完了自己的一票，镇里的干部突然提出要带走选票箱，到镇里开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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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群众就不答应了，我们都围了上去，堵住镇里的小车，把村口的铁门也锁了。”科任村村民陈坤栋激动地向记者描述当时的情景，“我都快60岁了，从来没经历过这种场面，大家都在问，为什么就不能在村里开箱？”

　　为了确保选举的顺利进行，镇上特地在现场布置了300多名民警，但面对几千名愤怒的村民，场面开始失控。一部分村民冲到一辆装有选举箱的汽车面前，把车子抬了起来，要把它掀翻。

　　“请大家不要激动，不要把事情搞大！”这时候，科任村村主任吕江波出来说话了。

　　村民渐渐地安静了下来，他们团坐在操场上，不肯离去。现场的干部几经商量，午夜时分，终于决定现场开票。选举的结果并没有出乎现场人的预料，不是候选人的村主任吕江波以最高的1300多票当选，成为科任村的两名市人大代表之一。午夜，科任村传出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

　　吕江波在2003年12月由科任村村民代表推选市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时候，只得到了55票中的15票，并没有成为侯选人。但“最广大”的村民将他推到市人大代表的位置。

　　土地问题的背景

　　在2003年村主任换届选举中，吕江波以1386票的高票数当选主任。

　　今年38岁的吕江波是科任村走出去的千万富翁。他靠卖服装起家，在1988年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吕江波目前是福建鹏程集团董事，福建“金盾”集团公司休闲服饰中国总代理，管理着石狮市天龙王制衣有限公司等近10家企业。

　　2003年，这位事业有成的民营企业老板在得知家乡要进行村主任选举时，出人意料地宣布自己也要参加。究竟为什么要参选？吕江波说：“有个老百姓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科任村村长再怎么换也都是换汤不换药，没有好的结果，他也没有想到我要来，我听了那句话以后，就感觉到该为家乡做点什么了。”

　　其实吕江波早就在参与村里的事务了，为此还有过一段牢狱之灾。1998年4月，吕江波和科任村教师吕孙建给当时的朱基总理写信，反映科任村村民承包期内的耕地责任田相继被镇政府非法征用800亩的问题。国办责令晋江市政府查处此事。同年7月，福建省政府发文督促泉州土地局查处科任村土地违法案件。2001年4月26日，福建省国土资源厅发出查处晋江市土地违法积案的通知。8月5日，晋江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集会为名将吕江波刑事拘留，羁押在晋江市看守所。查来查去，因涉嫌非法集会证据不足，晋江市公安局最后无奈撤消了吕江波涉嫌非法集会案。而800亩的土地至今仍处于荒芜的境地。当时开发这块土地的公司老总因其他案由至今仍然在牢房里度日。

　　科任村土地问题的麻烦还不止这一遭。沿海大通道是泉州市的一个重点公路建设项目。2003年村里有549亩土地被征用，按照规定，应该以每亩1．8万元给予农民补偿，但晋江市一直没有支付这笔为市重点项目建设配套的补偿金，而邻近的石狮市（也是泉州的一个县级市）这个项目的补偿却已经到位。吕曾多次询问镇政府，镇政府说没钱支付。

　　种种利益纠葛增添了吕江波主任生涯的风险。“家人、亲戚、朋友都反对他当村长，搞不好把命都丢了，还连累家里人。”吕江波的弟弟吕光华无奈地说。

　　弟弟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去年10月25日凌晨，吕江波在科任村的住宅被人砸开。当时，60岁高龄的吕母许婉玲从2楼后门侥幸逃走。

　　2003年11月4日，吕江波的住宅再次遭到攻击，并被人悬挂了死人物品。

　　为村里已经自掏腰包近60万

　　2003年8月16日上任之后，吕江波才更深刻体会到了家乡这个烂摊子的积弊之重。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小学搞好。几年前，科任小学校舍已被有关部门定为危房，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吕江波上任后，立即着手筹建村小学校舍。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一所占地近50亩、能够容纳1000多名学生的科任小学终于确定要在春节后动工兴建了。因为许多学生家庭条件比较糟糕，吕江波替村里小学的700名学生交了2004年学费25万元。

　　记者问吕江波：“目前为止，你觉得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阻力太大，我说要把路灯搞起来，我讲了一个多月，那个分管电的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处理，我说要把卫生搞起来，他们说6000元是个大数目，他们说有的还会更便宜，还说我会乱用村财，我就说你就让那个更便宜的来，到今天他们还找不到，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让老百姓骂我，垃圾堆起来了，让他们骂我说村长不能干。”“我本来管企业，不知道村长的权力有多大，自己买了《村民组织法》来看。”

　　“我想过，给他们100天的时间，如果这100天时间里他们死不悔改，我就履行我村长的职责，用《村民组织法》的政策来对付他们。”吕江波说。

　　当选村主任改变了吕江波以往的生活习惯，每天早上8点多他就离开设在石狮市的公司，乘坐专门接送他上下班的公司小车到科任村处理日常事务。吕江波坚持天天到村部上班。

　　在竞选村主任时，吕江波就决定将他在任期间每个月上千元的工资和村里每月补贴的300元电话费，全部无偿地发放给村里的几个特困户。投资380万元、4公里长的科任海堤也正在紧张的筹备之中。“村里需要敢为老百姓讲话、做事的人。”吕江波这样形容自己的使命。吕江波已经为村里花了近60万元。

　　人代会上所提都是土地问题

　　吕江波这样看待人大代表的权利和义务，“作为一个人大代表，应该为我们村的选民谋利益，并且人大代表可以去各个职能部门质询一些问题，人民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也能替他们去问。”

　　2004年1月，吕江波参加了晋江市人民代表大会，吕江波准备了几十个提案。

　　“我总共有几十个问题要提，但是会议没有时间给我提那么多，也一下子不能提那么多，我就提了3个问题：一个是800亩土地应该还给科任村，第二个问题是549亩地被沿海大通道征用，我们科任人民没有得到补偿，第三个问题，我们科任村要发展，企业的用地问题如何解决。”

　　吕江波在人代会上所反映的都是土地问题，就目前而言，摆在吕江波面前最迫切的就是村里企业发展的用地问题。

　　“村里要发展，就要办工厂，可是没有地批给我，镇、市也不会批给我，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市里就可以征用我们的土地来招商？”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村里只有土地使用的立项权，所谓村长批土地，也仅是立项而已，立项后需经计委、建委、土地管理局等主管部门层层审批。以前，村里立项了，要办某个企业，基本上就能批下来。所以，在前几年土地好批的时候，很多村长通过卖地也成了富翁，而许多有了一定身家的企业家回家乡当村官，对他们办企业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但现在，晋江市政府准备建设3个大的工业园区，每个园区在10平方公里以上，征用了农村的大块土地，晋江市农村自己招的企业就很难再批到地了。吕认为现在政府是与民争利。

　　记者和吕江波有这样一番对话：

　　“市人大代表任期5年，这段时间，你有没有具体的规划，来完成你发展科任村的目标呢？”

　　“我会想尽办法，去为村里搞一些比较能发展起来的企业，我尽量为他们去走关系，去跟政府说，这些企业一定要扶持。”

　　“你觉得，在你当村长的5个多月时间里，你给村民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最大改变是民主和自由，不管怎么样你都可以感觉到，现在科任已经有了民主进步。”

　　“你花了几十万元在村里，这是不是金钱政治呢？”

　　“这不是金钱政治，我乐意为人民办这些事情，我也乐意为我们村里办这些事情，我乐意。”

　　“付出了这么多，你收获了什么？”

　　“现在收获就是一个，人大代表。”吕江波意味深长地说。（据《南风窗》）

　　今日观点

　　“富人参政”

　　应分层次评价

　　吕江波不到一年的政坛经历是当下“富人参政”的典型。所谓“富人参政”是指“先富阶层”通过民主选举程序获得一定公共职务的现象——在现实政治生活中通常表现为拥有较大规模资产的企业家（多是民营企业家，少数是产权关系尚不清楚的“乡镇企业家”）参与村委会主任以及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选举。若干年前，此类“富人参政”模式就在村民自治选举中火热了一阵，浙江义乌60％以上的“村官”就是由“富人”担当的；当下，“富人参政”风头更为强劲，已经“由村进城”，开始以参与各级人大代表选举为主要形式——吕江波就是如此。

　　“富人参政”利弊如何？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支持者称之为民主政治进步的象征，反对者斥之为金钱政治的变形体。而笔者认为，对“富人参政”应进行分层次评价。

　　就乡村直选层次而言，“富人参政”目前依然值得肯定。笔者认为，只要按照《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规定进行直接选举，“富人”当选“村官”应该是“多赢”之举。对于村民而言，“富人参政”能够带来最直接的经济收益：吕江波等“富人村官”非但不要工资，而且乐于以个人资产提供公共资源。对于“富人”本身而言，“参政”能够带来功利与非功利的双重收益：“村官”的政治身份可以给富人们带来招商批地等方面的实际便利，也可以降低自身企业经营活动的不确定性。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富人参政”简直就是治疗乡镇政府财政入不敷出问题的良药，政府主管官员们自然乐得让富人们竞选村官。因此，“富人参政”是村民、富人以及地方政府各方经过理性计算的行为，各方均从中获得了利益。

　　然而，当“富人参政”上升到人大代表选举这一层次时，危险系数就大大增加了。首先，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政权组织，人大代表所掌握的是立法权等诸多重要公共权力，可以直接决定公共政策；这与村官手中的非政权性权力大大不同。其次，现实情况下选民很难直接监督人大代表；当选的人大代表如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选民往往少有发言权与干预机会。更重要的是，人大作为代表机关，必须能够公平公正地“代表”社会各阶层公众；“富人代表”可能会凭借手中的资源优势将“穷人代表”的声音挤压出去，最终造成民主宪政精神本身遭到破坏———这实际上是“金钱政治”最大的危害所在。在这一层次上，富人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权力，也具备了滥用权力的足够动力，并且其后果的严重程度也超出了民主社会可接受的范围。

　　笔者认为，乡村直选层次的“富人参政”尚不足以对整个民主制度形成风险，故此不妨多加宽容；而人大代表选举层次上的“富人参政”就完全有损害民主政治的可能性，对此保持审慎与警惕就完全必要了。（燕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