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士君
为完成压在自己肩头的办案指标，以便获取全额工资和办案奖金，湖北荆州市警察戴某竟然与他人合谋，导演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抢劫案”，甚至组织未成年人参与了其编织的“抢劫”闹剧。最终，由于几名参与作案的“演员”的家属在得知真相后的举报，才使戴某精心导演的“抢劫案”悉数暴露。其实，说此幕闹剧全是“执法指标”惹的祸，也未为过分
。同时，如此“执法指标”，更充分暴露出时下一些执法机构对自身职责的“虚拟化设置”弊端，而且是滋生执法犯法现象的一种“原罪”。
说其“执法指标”存在“虚拟化”弊端，首先是因为“执法指标”在定量或量化分配上缺乏科学而合理的根据。通常的做法是，“执法指标”要么按照部门为单位进行均衡摊派，对整个“执法计划”进行数量上的分解；要么干脆按照人头，核定每个人执法的数量指标，而管理层制定这些指标的事实参照或“科学”根据，也无非是在以往年度发生的案件数量为“基数”，然后再乘以人为的增长幅度或比例获得。然而，事实上现实案件的暴露比例或增长幅度，并不会依照这个人为的比例出现，故而那些“执法指标”所核定的执法任务就很难跟常理和法理相吻合。我们不妨以公安机关为警察核定的办案指标为例，确定一个警察在固定时段内办理多少案件，应是以肯定在其管辖范围内将有多少案件的存在为前提的。可在这些案件没有发生之前，又有谁能肯定存在这样多的案件？假如非要在案件没有发生之前就圈定其规模和数量的话，这不是将自身要承担的任务进行主观臆断和虚拟设置又是什么？
这种“执法指标”的规定依据，既非来自于科学的权衡和度量，更非缘自来任何法律的授权，而是缘自一种被政绩或功利所左右的长官意志。而把“执法指标”的完成情况与执法者奖金相挂钩的情形，也就意味着“执法指标”越高或办案越多，执法者个体的收入也才能有理由得以增长或保证。更为要紧的是，“执法指标”对于执法管理者而言，也是确保其自身政绩突出的一种制度设计。在这样的执法运作模式里，执法的清廉就越发地难以期待，而指望通过此种执法实现社会正义的期望也必然落空。尤其是“执法指标”本身明显的制度缺陷，提供并酝酿了执法者可以任意裁减、曲解甚至解构法律的机会和动机，从而使执法者不再关注正义而关注投机，甚至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执法者依然会创造条件来达到投机之目的。
有鉴于此，“执法指标”是到了彻底取消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