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在周岱兰的病房，谈论更多的是“民工社保”问题。

　　昨天下午4点半，一个年轻的女士拎着一袋麦片、奶粉来到病房。她已是第三次来看望周岱兰了，前两次都带来了捐款。记者追问她的姓名，她笑而不答。她向记者谈起对于周岱兰事件的内心感受。

　　“我是上海人，以前也有些看不起民工，因为他们个别人的不守规矩，还有不好的生活习惯等。但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周岱兰主动给主人家擦玻璃，这是在尽职。这种责任心感动了我。”

　　“跟她这几天的接触，我觉得她是个很朴实可爱的人。我托朋友在网站上建立网页，为她募捐。我们不应该忽视在我们身边干粗活干脏活的外地人。听说东家给周岱兰看病也出了不少钱，但是现在却关系不合，双方还请了律师。其实任何一方都没有过错。政府应该有一个强制的措施，为民工们建立一个切实的保障机制。其实，买个商业保险是很容易的，一个月十几块钱，社会统筹一下，问题就解决了。关键是应该要有行动，要有强有力的措施。”

　　民航上海医院外科主任、周岱兰的主治医师王亦毅直截了当地向记者说起了民工的社保问题：“以周岱兰为例，签订一个有保障的劳动协议很难，而一旦要签订协议，又相应地提高了‘进入’上海的门槛儿，使得她们的负担加重。因为各项保险最终还是会落到民工们自己身上的。”

　　“对此，我觉得光靠政府之力也不行。全社会应当行动起来。比如，建立一个慈善基金的制度。政府应当鼓励企业把钱拿出来捐助慈善事业，并在制定政策上，对这些企业予以倾斜。从而形成一种长期的、有规划的慈善捐助制度。避免现在急功近利，捐一事、了一事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