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东洲

　　“禁补令”所制约的只是学校补课，当各学校为补课绞尽脑汁东躲西藏之时，社会力量办学和家教的堂而皇之令各中学校长感到“汗颜”。在补课问题上，由于禁令高悬，学校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一位中学校长感慨地问：学校补课非得搞地下游击吗？

　　应试教育的现实市场

　　自从素质教育的概念被提出后，“应试教育”就相应地具有了贬义，它被看作是一种“高分低能”的教育方式而备受抨击。前几年，浙江一位中学生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于是媒体一片声讨，认为责任在应试教育。在学校，因为老师和妈妈要求他得高分，考重点大学，学生心理承受不了走了极端。这件事发生在“禁补令”下发之初的2000年，曾被当作应试教育的负面典型，与教育部当年出台的“禁补令”一时间互为呼应。

　　2月8日，本报就“禁补令”能否有限开放举办了专题座谈会。在会上，反对解禁的河北经贸大学教师张忠民再次提到了上述事件。他认为，补课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生的心理畸形，甚至助长了校园暴力。

　　对此，河北医科大学教授赵贵旺则认为，在类似中学生弑母的事件中，应试教育不应该担负如此沉重的责任，一味指责应试教育于事无补。首先是因为有了中高考这样的考试制度，应试教育才有了市场。现行考试制度不改革，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顺利转轨就不能完全实现。

　　赵贵旺认为，应试教育不是贬义词，即使在发达国家，应试教育仍然是教育方式之一，如因教育而闻名于世的英国，它的基础教育方式就是应试教育。相对而言，在缺乏考试压力的美国，其基础教育是一种失败的教育，真正充斥着血腥和暴力，只不过美国高度发达的经济多多少少掩盖了基础教育失败的现实。

　　给学校补课一点阳光

　　本报就禁补令这一敏感话题的报道连续刊出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从反馈情况看，支持有限开放禁补令的占了大多数。

　　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对目前补课问题的没有节制、没有规则深恶痛绝。支持解禁者对有限开放禁补令提出了很多建议：首先，坚持补课自愿的原则，任何人不能强迫学生进行补课，同时也要尊重学生的选择权；其次，补课以巩固所学知识为内容，不能利用补课的名义来讲授新内容，从而变相强迫学生参与；第三，学校补课不能以创收为目的，收费要有依据，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第四，补课行为要有规划，其时间长短、补授内容、收费形式等要报教育主管部门批准，或由主管部门统一安排部署；第五，规范社会力量办学和家教市场，整合教师资源，使补课方式多样化，从而形成与学校教育互补的教育态势……

　　在连续几天的采访中，记者深深感到，相对于地下补课而言，阳光补课在目前的社会大背景下，已成为一种民意，而禁补令能否有限开放则成为问题的焦点。

　　回顾禁补令的出台，是和学生负担过重现象联系在一起的，但学生负担过重是一个带有综合色彩的时弊，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减负是人心所向，但不能奢望一蹴而就，一刀切式的禁补则属于治标不治本的矫枉过正，所以很难根治学生负担过重问题。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保证青少年健康成长，任重而道远。只有真正尊重教学规律，应试教育才能过渡到我们所期望的素质教育，那时，补课才会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