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过年的喜庆尚未退去，愁容已经爬上了农民赵兴保的脸。学校就要开学了，可两个孩子的学费还没有着落。望着因过度劳累而身患严重关节炎的妻子，赵兴保叹了口气：“没法子，家中的牛羊全卖了，还欠着别人8000多元的债。”

　　生有一儿两女的赵兴保，为了供3个孩子同时上学，借遍亲戚朋友，举债一万多元。去年，有着很好美术功底的儿子原本考上了一所大学，可面对巨额的学费只好忍痛放弃，儿子含泪回到家，辍学外出打工一年的小女儿才得以再次回到课堂。

　　来自另一个组合家庭的故事更让人感动。乡村赤脚医生王德琴和现任妻子组合新家庭时，各带着两个孩子。为了保学习原本不错的两个继女同时上学，王德琴先让自己的女儿辍了学。可供到今年，实在难以支撑了。夫妻俩便商量怎么办，最后的意见是：让已经上到高二的女儿继续读书，让念初三的小女儿念完初中后回家。

　　面对记者，王德琴感伤地说，不是我不知道知识的重要，不是我不想让孩子们多读书，可我实在是心强力不强。和赵兴保一样，为孩子上学，10年没有添过一件像样衣服的他，几乎借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

　　春节前后，走访西部农村，记者一次又一次感到：教育支出已经成为西部农民心头最大的痛。

　　农民韩忠春告诉记者，在甘肃民勤县，家中有一个高中生、一个初中生的，大多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交了学生的学费。土地少一点的人家，这个比例会更高。谁家如果有了孩子上大学，很快就可能变成贫困户。

　　农民李京章，种棉花，种籽瓜，种玉米，15亩的收成减掉水电费、化肥款，纯收入不过8000元，可3个孩子1年的教育支出至少有6000元。所以他衣服不敢多添，烟不敢多抽。和他年龄相仿的农民，大多生活如此。

　　在甘肃，农村税费改革后，政府认定的数字是，农民平均减负三成，可农民仍然感到负担不轻。教育支出是“罪魁祸首”。人均纯收入1600多元的农民，绝大多数的支出用在了教育上。到目前，2500万人口的甘肃省，家庭经济困难的适龄儿童少年有130万人之多。日前，甘肃省副省长小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教育支出已经成为甘肃省农民返贫的第二大因素。他分析说，农民用于教育文化的支出在上升，一方面是生活水平提高后的自然增长，另一方面则是某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乱收费。由于乱收费，使得农民现金收入支付教育费用比例过高，造成农民生产、生活困难。

　　他进一步分析说，当然这一切也不能全怪教育部门。农村税费改革后，政府用于教育的支出不够。在一些农村，教育经费只能用于保障教育的基本开支，而不能支持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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