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南雨

　　1月31日晚，央视“焦点访谈”披露了湖北省大悟县法院宣化法庭到河南强行抓人罚款的奇闻：该法庭以本县两“原告”买了劣质钢材、要求赔偿为名拘传两位信阳商人，关在大悟看守所折磨，迫其亲属共交纳23万元后不审判便放人。但两“原告”根本不认识被告，也没去河南买过钢材，更没得到追回的“赔偿款”。该法院有人揭开谜底：乱抓人罚款背后，是这里的基层法庭都有经济创收任务，完不成就没工资。

　　笔者以为，就这一事件来说，除了对该法院、法官违法妄为的反思、谴责和追究外，对贫困地区司法经费不足、迫使法院办案创收甚至违法创收的现象同样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并从司法经费制度改革上尽快做出安排。

　　目前我国地方法院经费，根据“收支两条线”和财政分灶吃饭的规定由地方财政统筹安排。由于地域经济发展的差异，贫富地区法院经费差别悬殊，有的法院经费缺口很大，连工资都难保证。据悉，大悟县一直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全县61万人，贫困人口约占两成，其中绝对贫困人口近7万人，相对贫困人口5万多人。联想到去年9月重庆市大足县三驱法庭法官集体制造25宗假案的情形，可以看到在两个法庭造假案的背后，都有自上而下层层下达办案指标的背景，而这实质上都是创收指标。当贫困地区财政无力保证法官工资、津贴、奖金，不得不将其与办案数量捆绑在一起时，法院形同被绑架“肉票”，司法将凭何公正？

　　存在决定意识。即使富裕地区法院，经费完全仰仗地方财政，司法天平也难免向地方利益倾斜，地方党政领导更有条件干预法院审判工作。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与地方人脉相连的司法腐败屡禁不止就不奇怪了。对此，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早在3年前就指出，“对法院经费保障问题调查研究不够，向有关部门反映不及时。一些法院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法院经费不足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物质装备十分落后，严重影响了审判工作的正常开展和法官队伍的稳定”。时至今日，这一问题在一些地方仍很严重。

　　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而非地方政府部门。对地方法院的经费和收入，应由国家财政统筹安排。这既是司法公正的需要，也是国家应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

　　党的十六大报告论及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时强调，要“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由国家统筹安排地方法院经费，是避免法院违法制造假案以创收的根本性措施，也是司法公正的根本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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