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反腐败斗争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坚持不懈，一以贯之地向纵深发展。

　　2004年，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在战略上将出现“三个转向”，即：由被动防御为主转向主动进攻为主，由权力反腐为主转向制度反腐为主，由事后监督为主转向事前监督为主。由被动防御为主转向主动进攻为主

　　转向主动进攻，将有利于实现反腐斗争新的突破。目前，实际斗争中执行的以治标为主的方针，使得我国的反腐斗争基本上处于一种原地踏步和低水平重复的状态。刹公款吃喝风如此，刹跑“部”“钱”进的送礼风也是这样。这一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尽快转向主动进攻，实施标本兼治，以治本为主的方针。

　　转向主动进攻，有利于巩固反腐斗争的已有成果。转向主动进攻，就要求我们必须抓大放小，必须在腐败高发领域整合资源，主动发起进攻，进行大兵团合成作战，变个案查处和行为监督为集约式的领域查处和制度监督。由权力反腐为主转向制度反腐为主

　　在我党的反腐斗争史上，大体经历过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和制度反腐三个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果断停止了运动反腐，明确提出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制度问题”。但在实践中，我们在较长时间内基本上仍是依靠领导人的决心和态度来反腐败。这其实是一种权力反腐模式，这使得在不少地区和部门的反腐败中，常常出现反腐败的力度因领导者的改变而改变，反腐败的重点因领导者注意力的转移而转移。

　　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把制度建设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相提并论。十六大关于“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的重要提法，为制度反腐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由事后监督为主转向事前监督为主

　　改革开放的25年基本上是向下放权的25年。但是，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得到下放的权力的同时，却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监督，由此出现一种奇特的“权力反向运动”———中央向地方各级组织放权，而地方各级组织的权力却向个人(主要是一把手)集中。以致一些地方和部门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大范围地出现了三个“基本”，即：事前基本没有监督，事中基本缺乏监督，事后基本不是监督。

　　没有经常的监督，必然经常滋生缺点；没有及时的监督，必然延误错误的发现；没有有效的监督，必然难以挽救失败。监督上的这“三个没有”，既是党委“议行合一”领导体制设计的弊端所致，也是现行党内监督体制亟待改革的原因所在。

　　2004年，将是实现由事后监督向事前监督稳步推进的重要一年。我们制定并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是我们党的第一部党内监督条例，将在由事后监督转向事前监督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反腐战术应做“三大转变”

　　与战略上的“三个转向”相适应，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反腐败斗争，打法上还应努力完成三个转变：即从“小作坊式”个案反腐，向大规模的“集约式”规模反腐转变；从纪检机关、少数职能部门分散地、单打独斗式地反腐，向加强组织协调，整合反腐资源，合成作战，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反腐转变；从侧重打击腐败，向惩治和预防腐败并重转变。

　　去年底，中央政治局在研究部署2004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时，明确提出，要“认真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把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作为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2004年的反腐败工作，将在党内民主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加强党内监督，并以改革和完善党的纪检体制为重点，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程度上取得突破。《半月谈》供稿

　　作者：李永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