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对话主持人：本报记者　孙明泉特邀嘉宾：阿嘎瓦拉：亚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胡必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举世瞩目。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外一些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看法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先是一些人用各种“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数学模型，“证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被夸大了，怀疑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不久以后，又有一些人撰文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是被夸大而是被缩小了，人民币应当升值；过了不长时间，又有一些人撰文，声言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亚洲国家尤其是对周边国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就是在这一片“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喧嚣声中，另有一批经济学家潜心研究，冷静观察，多方求证。其中，印度著名经济学家、亚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阿嘎瓦拉教授，和我国中青年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必亮先生分别著书从不同的侧面，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真实可信的，但中国的增长并不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威胁，相反，中国的发展还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次偶然的机会，记者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见到了这两位学者，于是，在会议间隙，有了如下的对话：中国的崛起是人为制造的“神话”？

　　主持人：二位最近分别推出了新著（瓦：《中国的崛起：威胁还是机遇？》；胡：《中国的跨越式发展战略》），读后颇受启发。我发现二位的学术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互相印证，互为补充。今天有幸请二位到一起谈谈，以期对广大读者也有所启示。我首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阿嘎瓦拉（Agarwala）先生作为一名印度学者，您为什么会想到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

　　阿嘎瓦拉：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我感到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社会误解了。如果这种局面长期发展下去，不仅对于西方国家来讲是危险的，而且对他们而言，也会失去许多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主持人：胡先生，我知道你在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工作过，做过不少国际性的研究工作。根据你对外国人的了解，阿嘎瓦拉先生所说的“误解”主要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胡必亮：我想主要的原因在于世界上许多人对于中国从总体上讲还缺乏认识和了解。即使有些人在某些方面有所了解与认识，大多也都只是停留在对于某一特殊阶段的特殊了解，是比较静态的了解。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有些国家由于其政治需要而人为地误导人们对中国作出正确判断。

　　主持人：我想，国际上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种“误解”，但他们没有条件对此作出深入的分析与研究。阿嘎瓦拉先生曾任世行驻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在中国工作了3年，您觉得这些“误解”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阿嘎瓦拉：根据我的经验，这些“误解”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认为中国的成功是中国政府的宣传部门“制造”出来的一个“神话”；二是有些人确实接受了中国之崛起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但认为这完全应该归功于西方自由市场制度的胜利；三是有些人认为，尽管中国到目前为止的改革事业还算是成功的，但中国的改革大业毕竟还没有完成，一定会遇到麻烦、出现危机，甚至会崩溃；四是有些人对于中国的成功与崛起是完全认同的，但他们同时也认为，中国崛起后可能更多的是给世界的其他经济体带来威胁，而不是机遇，这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基调。中国成功的秘诀在于“三个结合”

　　主持人：那么，二位的新著都是为了向人们说明和破除这些误解而写的吗？

　　阿嘎瓦拉：我写《中国的崛起：威胁还是机遇？》这本书的目的基本上是在于此。我希望通过比较系统的数据收集与整理，加上我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关于发展的哲学与理念，向世界说明以上那些对于中国的误解都是没有根据的。

　　首先，中国的成功与崛起不是中国政府人为地“制造”的“神话”，而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存在。中国政府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地摆脱了贫困，并在进一步地走向更大的成功。这其中的意义比亚洲“四小龙”所取得的成就不知要大多少倍。因为“四小龙”的发展与成功只惠及到7000万人的利益，大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而中国的成功却惠及到13亿人的利益，占到了世界总人口的20％。毫无疑问，这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最具吸引力、也是最重要的成就。

　　其次，中国的成功不仅仅是依靠市场的力量而取得的。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化和私有化方面比中国走得要远得多，但它们并不比中国成功。因此，我认为，市场化不是中国成功的唯一因素。中国成功的真正秘诀在于这样的三个结合：市场取向的改革与中国特色相结合，即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即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结合。在这三个结合的基础上，加上采取了渐进式改革的方式。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对于保障中国改革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再次，中国在进一步的改革中确实会遇到许多困难与问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这些困难与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其中的风险也都是可以管理好的。我在书中比较详细地从食品安全、就业促进、国企活力、金融改革、社会保障、能源供求、环境保护、社会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专门讨论。我的结论是：尽管中国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仍将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但都是可以应对和管理的。因此，我认为“中国崩溃论”是没有道理的。中国的崛起对于全世界而言，更多的是机遇，而不是威胁。

　　胡必亮：我的《中国的跨越式发展战略》一书并不主要是针对国际上的种种对中国的扭曲性看法而展开论述的，而是表述一种在全球化的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所应实施的发展思路，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种发展思路就是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通过借鉴与吸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与教训，避开那些被证明为低效、无效甚至是负效的某些做法与过程而直接进入合理的、有效的发展轨道，实现跨越式发展。根据我多年的理论研究与相关实践，我发现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可以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我在书中对农业、农村、农民和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科技方面的跨越式发展都提出了自己的思路。

　　此外，我完全赞同阿嘎瓦拉先生将中国特色的改革与发展之路概括为三个“结合”与一个“渐进”。特别是我认为中国在发展观方面所体现出的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紧密结合的做法是非常有价值的。我在过去十年间所跟踪调查的5个村庄的发展实践充分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在正式制约放松的前提下依靠非正式制度作用的结果，而不主要是依靠引进国外的制度实现的结果。实际上，靠九亿农民学习与引进西方制度与体制来实现中国的农村发展，试图期待在短短的20多年间取得好的结果是根本不可能的。相反，正是中国农民充分利用了中华民族已经积累了几百年、几千年的制度文明的成果，中国农村的改革才得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崛起为世界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主持人：外国人评论中国问题，我们看到的文章评论者多为欧美学者。作为由印度籍的经济学家撰写，而且是如此深层讨论中国崛起对世界影响的著述，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这不禁使我想到了几年前印度政界和学界所刮起的那股“中国威胁论”之风。因此，我很想知道，阿嘎瓦拉先生是如何把握这其中微妙的平衡的？

　　阿嘎瓦拉：作为一个印度人，我热爱自己的祖国。正因为这种爱，促使我尽可能地对她作出客观的判断。我认为，印度目前在许多方面已经落后于中国了，特别是在发展理念与发展哲学方面，印度应该向中国学习。只有这样，她才有可能赶上来。指出印度的这些问题，正是我热爱祖国的表现。通过在中国3年的生活与工作，我对这个国家、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以及这个国家的发展思想都有了一定的了解。正是基于这些了解，我坚定地得出结论：即使中国有一天真的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她也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相反，我敢断言，她更多的是为世界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的积极力量。作为一个在国际组织工作了25年的职业经济学家，当我观察与分析中国与世界、中国与印度的关系时，更多的是以客观、公正的眼光和平静的心态来对待的，其中体现了不少职业特点。所以，我相信我在把握各种平衡方面应该是没有大问题的。

　　主持人：中国与印度都是处于崛起中的发展中的大国。胡先生，您作为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如何看待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的？

　　胡必亮：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首先要感谢阿嘎瓦拉先生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美好评价。谈到中印之间的经济关系，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敢对此作出全面的判断。但是，我想根据我在这方面有些感受的地方提出两点看法：一是在农业方面，印度的“白色革命”（奶牛业）、“蓝色革命”（海洋渔业）和“绿色革命”（种子改良）是值得中国学习的；但中国在农村中所实施的各种消灭贫困的措施与方法以及推广农村基础教育的做法可能对印度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二是在IT方面，印度在软件方面有明显优势，中国则在硬件方面占据了先机，两个国家可以互相补充。总之，这两个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关系主要的是一个互补、互动、互赢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