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2003年秋天，当中国航天第一人杨利伟在350公里的距离上注视着自己的美丽家园之时，古老的华夏大地在日月轮转中，悄悄地发生着新的变革。2003年所发生的故事，无疑将会成为未来很多年中讲述的话题。

　　这一年中，中国人学会了从过去从未体验过的视角来观察中国。我们学会了把人送进太空，也学会了战胜突如其来的病毒；我们学会了婚姻不再受到单位的限制，也学会了尊重边缘群体的生存；我们学会了利用民间渠道为毒气弹受害者争取应得的权益，我们也学会了“再造中国同世界的关系”。

　　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博物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双面雕像，头背着头，注视着不同的方向。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凯利说：这就是多面的历史。也许阅读断裂的历史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站在历史中间去审视历史，我们需要的，是改变自己的“世界观”。

　　“世界观”的变化催生了中国人新的视觉革命，人们在周遭熟识的事物中，看到深藏已久的美丽，也愕然发现熟视无睹的丑恶。新的问题出现在传统体制面临全球化挑战的时刻，也同时催生了新的思想和新的观念。在人本主义和个人权益日益扩大化的全球，传统集体主义道德背景下的中国，如何与世界同步，成为思想者的追问。

　　问题出现了，同时也出现了一股来源于体制内部的新力量。2003年，孙志刚、刘涌这两个在媒介注视下死去的中国人，一位成为救赎的先驱，另一位则选择了罪恶的灭亡。2003年，无论是保钓、还是珠海事件，都唤醒了民间舆论权力的扩大。这些权力的扩大提醒我们，要填补一种制度的空白点，需要由上而下的行动，这就是来源于体制内部的力量。

　　换个角度看世界的本意，就是树立一种新的“世界观”；换个角度看中国，是给中国寻找一种新的生命源泉。当旧的体制弊端被新崛起的力量所颠覆的时候，有谁能够重新规范新的权力，并且在一个客观层面上审视这种解构的合法性，就成为了从2003年开始人们所争论的主要问题，并将一直延续到可见的将来。

　　新的“世界观”需要新的力量，而新的力量在寻求颠覆旧有观念的合法性。如何规范新的力量，以合理地解决旧有体制下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新质疑——类似尼奥在2003年的《黑客帝国·革命》中所遇到的困惑。作为有幸生长在变革年代的中国人，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探索和寻求。曾巩在《战国策目录序》中说：“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2004年，我们约定，求“法”也求“道”；求“变”也求“一”。

　　中国的复兴，其力量必源于内部；中国之策，亦必需要从世界史的雪泥鸿爪中一一寻找。2003年，中国找到了“和平崛起”的力量；2003年，中国紧紧抓住了战略机遇期；2003年，中国人革除着从法律到行政的各种弊端……2004年，这一切还会继续，绝对幸福其实并不存在，但是寻找绝对幸福的道路，却是气势磅礴--这是人类进步的铁律，而这些寻找者是我们的先驱。

　　岁末年初，我们以一部“中国策”回首过往，展望未来。策，上从竹下似束，这既是历史的约束，又是年代的飞扬。2003年的中国历史还未写完，2004年的箴言已经镌刻在千年不朽的时光之上，依策而寻，找到警言，找到自己。这，乃才是新闻人的行吟宿命。

　　大国崛起面临三大考验

　　中美冲突可以摆脱历史逻辑

　　中国“和平崛起”重在历史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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