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用对日关系的草根力量

　　专访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韩轩报道

　　《国际先驱导报》：2003年是中国民族主义异常活跃的一年，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康晓光：国家经济实力持续增强使得一部分中国人自信心“膨胀”，日益增多的国际摩擦，还有中国人在接触其他社会后对自我身份的重新思考及再认识，这些都是导致民族主义高涨的主要原因。

　　《国际先驱导报》：对于民族主义浪潮，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态度？

　　康晓光：正如前面所言，民族主义的抬头是有一个大背景的。在这个大背景下，单纯压是压不住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转化为敌对的力量。由于存在道义基础，民族主义者拥有强大的心理优势，如果情绪的正常表达受阻，会使之产生一种“我是爱国的，你为什么不让我爱国”的心理，这就有可能使一种爱国心理变成一种和政府抵触的心理，会出现民族主义者眼中国家与政府相分离的状况——对国家的爱和对政府的恨。况且这种爱国情绪是很有号召力的。

　　应该看到，民族主义是可以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但是，也必须考虑到，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在看到民族主义可以增加凝聚力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对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负面影响，如果这些分离情绪被煽动起来，很危险。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差异一旦和民族问题挂上钩，就很难理性地去解决。

　　政府应该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在必要和适当时机可以利用民间的力量作为外交的筹码。

　　今年，可以看得出来，政府在这些方面有意识做一些事情，需要借助民族主义的情绪的时候就借助，总体上相当冷静和务实。

　　《国际先驱导报》：在今年中日关系中，民间力量非常注重自己声音的表达，但有的观点认为，对于官方外交来讲，这是一种掣肘。

　　康晓光：是不是掣肘，关键要看政府的能力。处理好了，可以为政府加分，但如果处理不好，则可能对政府形象造成破坏。这里没有绝对的好和坏，关键要看政府是否能够趋利避害。

　　但现在看来，抛开意愿不谈，政府好像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民间力量声音的壮大和可能给政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确是一个新问题。在这些新问题面前，原来的体制显得很不适应。

　　《国际先驱导报》：如果官方不管，寄希望于民族主义自己可不可以？

　　康晓光：民族主义的表达很难非常理性，它本身就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民族主义的政治性格是中性的，关键看它和哪一类政治势力结合，比如它可以和军国主义结合，可以和自由主义结合。政府引导是关键。

　　更何况现在国内的民族主义缺乏建设性，不是积极的，而是消极被动的反应，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只能说是一种街头政治。为了避免向不好的方向发展，政府更应适当加以引导。

　　《国际先驱导报》：目前，结社问题似乎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一个瓶颈，正如您前面所讲，民族主义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转化为敌对的力量，那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应该如何处理？

　　康晓光：我反对将公民结社自由和反对党混为一谈，一个国家常常可能出现几十万个甚至几百万个民间社团，但政党只有几个。日常生活很多事情是需要通过结社来解决的，比如扭秧歌的人希望有个扭秧歌协会、下围棋的人需要有个围棋协会，但这些结社都与政权或政治生活无关。一味反对，这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更何况我国政府的政治控制力并不存在问题。

　　在现有中国政治体制前提下，其实“招安”也不失为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方面，可以将民间力量纳入体制之中，另一方面，也给他们一定的活动空间。比如统一在某某官办协会之下，自愿参与，但以后有关行动都通过这一个机构来协调。

　　《国际先驱导报》：在对日关系上，政府应怎样才能把民族主义这把双刃剑放到一个最合适的地方？

　　康晓光：民间力量的善用是一个需要政府、媒体和民间力量三个方面相互配合的问题。

　　政府应尽量全面地向国人展现中日关系的情况。既要让国人看到日本对历史问题的暧昧的一面，也要客观反映日本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比如有日本贷款的首都机场，日本希望挂一块牌子，标明是日本援建，但被中国拒绝了。我觉得这大可不必。在这方面，媒体是有责任的，中日之间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连篇累牍地报道。

　　政府也好、媒体也好、民族主义的草根力量也好，都应该认识到，中日关系搞不好，闹得两败俱伤，到头来受损的只是中日自己，有序鹬蚌相争，只会渔翁得利。

　　目前中国的民族主义还只是处于对外来刺激的简单回应阶段，就在我们将目光盯在“8·4毒气事件”、日本人卖春事件时，日本正在悄悄地从中国手里夺走安大线，而对于像安大线这样直接关涉到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的关键问题，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反应是非常迟钝的。其实，在与日本进行安大线争夺中，政府完全可以利用民间力量对日本和俄罗斯施加压力，遗憾的是，无论是政府、媒体、还是民族主义的草根力量，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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