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记者孙轶玮报道

　　《手机》要挑战的，不是票房，而是科技进步下人们的道德体系

　　看电影《手机》散场比看《手机》本身要更有趣。

　　一脸笑容的，是身正严明的；神色尴尬的，是岌岌可危的；面目凝重的，是恍然大悟的；眼露惊恐的，是做贼心虚的；还有泪花纵横的，是宝岛台湾的。

　　票房即将突破4000万元的《手机》，是冯小刚为国产电影史上带来的又一个奇迹，但同时，也给了生活得混沌而怅然的现代人横空一击。

　　《手机》的秘密

　　观众杜先生提起那天与老婆一起去电影院看《手机》，至今还心有余悸。

　　“看冯小刚的贺岁片是我和我老婆保持了四年的习惯。每年都是乐呵呵地出电影院，今年太离谱了。看的时候，我从老婆对电影的随口评说里渐渐感到了些什么，电影放到三分之二时，我籍着上厕所的借口，跑出去立马把短消息狂删一气。我没有外遇和情人，但总有些同事朋友发过来玩笑性质的消息……”

　　尔后，果然不出杜先生所料，电影一散场，杜先生的手机就被老婆要去看……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像杜先生这么有预见的，这部电影，正如葛优所说，不是喜剧，是正剧，是一部看了“会出点事”的电影。

　　很多人认为，《手机》是一部太过真实的电影，也太过接近生活。电影院里此起彼伏的铃声更是在无意间混淆了视听，分不清到底是谁的手机在响，谁的心在跳。

　　制造出《手机》的导演冯小刚和编剧刘震云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继萨达姆和拉登之后新一轮的“恐怖分子”，在无数人都为《手机》所惶恐时，很少开机、不会发短信的刘震云却在一次访谈中说出了《手机》的真正灵感来源：

　　“在日常生活里，我发现了一种特别撞击我的现象，你可以注意工地上的民工：他们从农村出来在城市里建设高楼大厦但是却住在窝棚里，当他们聚在一起时，笑语喧哗，可是如果一个民工落单了，当他一个人蹲在一旁的路边时，他会一下子变得无语，而且表情里有很多寂寞和忧郁的神情。”

　　从《故乡面和花朵》到《一腔废话》，再到《手机》，刘震云其实只是一直在表述着数个关于“说话”主题的故事。而冯小刚则是选择了一个中国人最“津津乐道”的题材来承载了这个故事。两者的谋合竟在不经意间撕开了人心的裂缝。

　　手机暴露了严守一的秘密，也暴露了大多数人的秘密。影片的最后，严在奶奶的葬礼上，把几乎毁了他整个生活的手机狠狠地扔进了火堆。这是奶奶死亡的仪式，也是严告别“手机生活”的仪式。

　　但严守一错了，他以为只要没有了手机就可以拥有正常而愉快的生活，事实上，手机却不是大多数人所认为的真正的祸首。

　　韩国社会学家、汉城延世大学赵惠净教授认为，手机不是问题产生的原因，但手机却使问题更加复杂和难以控制。

　　当谎言成为习惯

　　赵惠净教授所指的“问题”，在最直观的层面上，首先是一个关于“谎言”的问题，也是穿插在《手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谎言”在今天的社会里似乎已经脱离了传统观念中“好”与“坏”、“真”与“假”的评判，其意义已经随着社会的发展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了。

　　严守一有句话说得感慨，“骗你也是因为在乎你”，听者被骗的痛楚和被爱的动容是并存着的。

　　对于“谎言”和“说话”，刘震云这么说过，“世上有用的话，一天不超过十句。这当然是从最实用的角度来说。但实际上日常生活中语言不仅仅为了这么实在的用处，说废话照样有快感，说甜言蜜语有利于成好事，说谎话可以避免麻烦，取悦别人，甚至会成为惯性和习惯。”

　　“某些人不说话甚至就是谎言的一种。我们必须看到这个世界在不断变化，人们根据不同的前提和假设,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许多人都是身兼多种身份。为了避免误解，你不得不变换各种假设去和人相处。随着社会的多元化，人也要学着相对地思考问题，现在文化上的相对性也很重要。”赵惠净教授表示。

　　上海心理学会副会长孙时进教授说：“现代生活中，人扮演的角色非常繁多，而且在扮演时间上又不像传统生活中这么长久。在扮演多种角色之后，往往会混淆自己真实的个人特征，甚至丧失。”

　　《手机》整部电影里，严守一在不断地撒谎。但在扮演这些角色时，谎言对严来说，会被自身认为是真实的。这是一个心理学上的人格分裂问题，不严重，但存在。而且这个现象不只是在他一个人身上。

　　“说真话对于人格成长和人的创造性都是非常重要的。谎言多了，人离自己的心就远了，人也就会越来越疲累。谎言还会使得人的自尊感不断地降低。自尊感降低了，人的道德底线就降低了。道德问题就出现了。”孙教授说。

　　技术成为道德的替罪羊

　　“我们从未想过会在手机这个小物件上发生这么大的问题。但人类的道德也不是一夜之间因为手机而变坏的，而是因为这项科学技术帮助人类突破了种种限制之后所产生的问题。”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于海教授说。

　　电影里有个情节：费墨和“女研究生”的事情被拆穿，老婆哭天抢地。费老向严守一感叹，“还是农业社会好啊！那时候，交通、通讯都不发达，你进京赶考几年不回，回来以后，你说啥都是成立的，现在……”费老边掏出手机边说，“近，太近了……近得让人都喘不过气来了！”

　　“在传统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面对面进行的，当手机解除了空间上的限制后，我们便可以利用这个缝隙来撒谎，去做一些原本在约束和限制下不可能做的事情。尤其是手机的转发功能，我们无须对被转发的内容负责，一些传统道德的限制在“好玩”或“开玩笑”的心理暗示下被消解掉了。”于教授说。

　　严守一如果没有手机，的确不会被抓“奸”在“机”，但更深入想一步，没有手机的便利，也许严就不会如此放肆地背弃自己的传统道德观。

　　于教授认为，人类发明的技术不断地增加着人类自由的空间，但科技给道德带来了相当大的考验。“如果技术的自由与人类的行为约束能力、道德自制能力不能相互配合，最终必将导致整个社会系统中人际关系的种种紊乱。”

　　当原有的被社会设定的道德规范体系守不住了，人们怎么办？我们怎么能够在道德自律下配得上科技给我们的自由？这是《手机》所揭开的社会道德体系的“痛处”，也是现代技术给人类提出的问题：“你的道德还在不在你的服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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