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体捐献者的“质询”

　　近一段时间，哈市党女士夫妇（化名）的心情一直愤愤然，理由来自于媒体披露的南京的一个事件。

　　2003年9月18日，一篇名为《东京闹市的中国人尸展──捐献志愿者遗体在东京惨遭亵渎》的稿件在多家媒体刊登：“9月18日，日本东京银座国际论坛的一个会场，正在举办一个为期3个月的人体展。那些被肢解、切片、剥皮、暴露着筋、骨、肌肉、内脏、胎儿、生殖器的全部尸体都来自中国南京。提供遗体的是中国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厅和南京苏艺生物保存实验工厂。”

　　党女士夫妇今年都是50岁，1999年，他们从媒体上得知，外国眼科著名专家在中国开展“光明列车”行动，让那些视力有障碍的人们重新见到光明，但是因为中国的角膜库眼角膜相当稀少，所以更多失明或视力有障碍的人只能在等待。于是他们商量，在临死前捐出他们的眼角膜。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后，党女士开始咨询并办理相关手续，在咨询中得知，当时中国不仅眼角膜库的眼角膜相当稀少，可供作医学研究的人体标本也有很大缺口。于是党女士夫妇又决定将自己的遗体全部捐出。当年8月，他们到哈市动力区公证处办理了遗体捐赠公证。这对夫妇是黑龙江省以公证形式、自愿将遗体捐出的第一人，当时省内各媒体都对他们进行了详细报道。

　　党女士夫妇不仅自己愿意捐出遗体，几年来，他们还动员邻居、亲属、朋友也捐献遗体。到现在，已经有13人在他们的劝说下到公证部门办理了遗体捐献公证。现在13人当中已经有3人去世，其中两名男性、一名女性，他们的遗体正存放在医学单位做医学研究用，实现了他们生前的愿望。如今，党女士还在劝说别人捐献遗体。

　　“一直以来，我们认为医学单位对人体标本的处理非常合理和规范，但是这件事暴露了医学单位管理的漏洞，我们作为遗体捐献者，确实感到十分气愤，假如有一天，我们的尸体也像这样，那我们的家属该怎样面对？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尽管哈市没有发生类似的事件，但我们真担心以后会不会出现？我们希望了解遗体捐献后的真正去处与用途，尤其想了解一下现实的‘尸源’状况。”2003年12月28日，党女士夫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十分激动地说。

　　“尸源”不能保证目前医学之用

　　12月28日，记者就遗体捐赠者的“质询”采访了哈尔滨医科大学基础医学学院党委书记李波。

　　据他介绍，哈尔滨医科大学作为全国都比较有名的医学单位，一直承担着许多医学科研课题。2000年，该大学作为哈市惟一接收遗体捐赠单位挂牌，接收的遗体自然落在了有医学解剖研究之用的基础医学学院。“但遗憾的是，从2000年挂牌以来，每年学院只接受了十几具遗体，远远不能满足医学研究的需要，没办法，学院只好另辟蹊径，但也还是捉襟见肘，尸源非常紧张。”李书记说。

　　据李书记介绍，从目前学院接收的遗体整体情况来看，捐赠的遗体只占了很少一部分。大部分的尸源主要来自于收容所的无主尸体，这些人大都是家里根本不知道他们到哪去了，公安机关也无法找到他们的家人，所以经过公安机关验证，通过收容所送到医科大学来。“这些无主尸体，虽然看起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医学研究的尸源紧张问题，但是这些人常年流浪在街头，风餐露宿，许多人都感染上了疾病，身体的很多器官并不像正常人那样，确切地说，有的不能算是合格的尸体，解剖研究或做标本的时候只能有选择地用。所以，仍然无法满足研究之需。

　　尸体到底有啥用

　　“尸体惟一的用处就是供医学单位解剖、制作标本，使学员在形态实验课上接受现场实践，在感性的基础上增加理性知识。”李书记介绍说。

　　学员在理论课上学到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是浅层面上的，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老师在课堂上讲授人体的经络、血管的分布等，如果学员单纯从书本的人体各组织分布图上了解这些，那完全是纸上谈兵的感觉，没有实践。只有他真正接触到“真人”，也就是供医学研究的尸体，通过解剖，进行现场观摩，才会知道，每根神经分布在哪儿，每根血管分布在哪儿，每根神经怎么走向，每根血管怎么走向，而且通过学员自己动手，更增加了直观性。这样学员成为真正的医生之后，在临床上就不至于照猫画虎。

　　再比如说，在临床诊断中，有很多目前医治不好的疑难病症，或是按照传统方法就有可能治疗失败的病例，这都需要医生不断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而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除了接受更深的医学教育之外，还要有更多的实践研究。如果能够有类似病例的尸体供研究之用，那么，通过反复地研究病理，就能知道到底是诊断错了，还是这个病例有其他的特殊性。这样就会在以后的诊断治疗中增加经验，不会重蹈覆辙。

　　尸体还可以制作成永久性标本，供学员实习之用。按照每具尸体生前的实际健康情况，以及保存的情况，可以制作成大型标本，如躯干标本，小型如脑部标本等。

　　制约遗体捐献的因素很多

　　“遗体捐赠公证越来越朝着良好的事态发展，从每年不断增长的数字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这证明现在人们正在逐渐打破陈腐的观念，思想境界在不断提高，这无疑对祖国医学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在黑龙江，遗体捐赠还很不乐观。同南方一些城市相比，甚至可以说大大落后。”哈市公证处主任邓贵藏说。

　　据邓主任介绍，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哈市公证处平均每年只有4到5人办理了遗体捐赠公证。“相对于南方一些省市，这个数字几乎是人家的零头。遗体捐献搞得最好的是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邓主任说，黑龙江人的观念太传统，社会公德意识还亟待提高。古语曾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之说，认为人的身体是最尊贵的，不能随便进行毁坏。受教育的程度也决定观念的改变程度，所有办理遗体捐赠公证的人，多数受过良好的教育。

　　另外，目前我国尚没有一部全国性的法律规范遗体捐赠及捐赠后遗体的处理方式，而遗体捐赠者在办理遗体捐赠公证时也未考虑遗体失去实验价值后怎样来处置，媒体报道过许多医学研究单位随便遗弃人体标本的事件，而南京事件的发生，更无疑让遗体捐赠者及其家属、正准备捐赠遗体者更加担忧。

　　哈市育红小学校长吴水滨说，目前，我国的遗体捐赠事业与一些医学水平发达的国家相比，还处在发展阶段，人们无论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态度上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转变和接受过程,人们的道德层面还没达到一定的高度。因此，政府部门应充分营造这种氛围，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以保障捐赠者及其家属的利益，医学单位更应该充分尊重和考虑捐献者的尊严及其家属的心理。　“尸源”紧张制约医术提高

　　由于尸源紧张不够研究之用，对尸源的渴求一直是许多医疗单位的心病。李书记说，全省各地有许多医疗单位没有尸源可供研究，只能每年派遣很多医生来哈医大基础学院进行实习、进修。其中人体解剖的形态实验课对学员来说是很重要的课程。有时这些医生感觉即使进修了，还应该把标本买回去经常研究和分析，外地许多医学单位也经常打来求助电话，希望购买一些人体标本。“可我们的标本也很紧张，只能是在某个标本多余的情况下，我们才将标本卖给他们，但绝对没有任何赢利性质。”

　　在采访中，李书记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哈市某医院在2000年收治了一名病情怪异的3岁儿童，尽管经过手术治疗平稳了一段时间，但病情复发后恶化，没保住生命。事后，医院力劝小孩父母，希望留下小孩的遗体供研究用，看是诊断错了，还是发病原因有其他因素，研究明白后，以后遇到类似病症时在治疗过程中就可以避免走很多弯路，甚至是险路，可是小孩的父母无论如何也不同意。

　　李书记说，早些年，学院每年还能收到几具儿童的遗体，现在一家只有一个孩子，即使死亡了，父母从感情上也不能接受自己孩子的身体被解剖、截肢等。所以现在学院里儿童的遗体几乎没有。

　　医学教育年入学人数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导致尸源不够用的因素之一。据中国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2001年至2015年纲要，高等医学院校数量和在校生由建国初期的44所、1.52万人，发展到2000年的177所、71.48万人。本专科教育（含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由1999年的35％提高到52％，研究生教育由1999年的近3％提高到8％。目前我国平均每千人口医生数达1.65人，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医学教育年毕业生人数已超过卫技人员年需要量。业内人士认为，这也是实习医生不像他们的前辈有充足“尸源”可供实习的原因之一。

　　面对这样的窘境，医学界人士显得很无奈，他们时常会从道德和公民义务的层面进行呼吁。黑龙江省医院的门诊部副主任于元龙说：“每个人生病，当然希望找最好的医生诊治，可是最好的医生也要经过实践、反复地研究才能提高医疗水平，没有可供研究的尸源，让他们怎么提高？现在人们能打破观念，提高道德水平，捐出自己的遗体，也是为子孙后代能享受高质量医疗服务作保证。”（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