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无法忘却的记忆

　　□本报见习记者 刘鉴强

　　2003年9月29日下午，东京地方法庭，来自哈尔滨的刘敏，与北辰律师事务所罗立娟等三位女律师一起，静静地等待一审宣判。刘敏将父亲的遗照抱在胸前，紧紧盯着审判长片山良广。一年以前，她就是在这个法庭，对着这位法官陈述，请求法院判决日本政府向日本遗留武器的受害者道歉并给予赔偿。

　　几分钟后，片山良广宣读判决：……日本政府对本案的受害人负有责任，向10位被害者每人赔偿2000万日元(约合140万元人民币)或1000万日元(约合70万元人民币)。

　　泪水顿时弥漫了刘敏的眼帘，她冲出法庭，多少个日日夜夜的期待与煎熬，都被这一刻的激动所涤荡，化作一片晶莹。刘敏抱着爸爸的遗像，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日本志愿者吉原雅子抱住刘敏，失声痛哭。中国律师、日本律师、旁听席上一些普通的日本人哭成一片。

　　本案中方律师苏向祥说：“受害者刘远国的女儿刘敏在东京地方法院的陈述，对本案的胜诉起了重要的作用。”

　　12月19日，记者在哈尔滨终于见到了刘敏。她的眉毛细细的，弯弯的，像月牙儿一样。亮亮的眼睛充满了笑意。

　　哈尔滨很冷，在有暖气的房间里，她也紧紧裹着白色的羽绒服。她的微笑，令看到她的人感到快乐，感觉不到她经受过的痛苦。当她轻轻地述说起她一家的遭遇时，她的双眼微微睁开，蒙着一层泪水。她不看我，不像是对我讲述，而是陷入过去十几年交织着幸福与辛酸的记忆里，自言自语。

　　我们原来住在哈尔滨南边的双城市，周家镇的东新村。家里有爸爸、妈妈、弟弟和我。

　　爸爸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有一双灵巧的手，人家家里的工具都是买的，我们家的则大多是爸爸做的，而且用起来很顺手。他会木工，还会盖房子，就是种庄稼，收成也比人家的好。

　　爸爸很疼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泡沫文具盒在我们那里还很稀罕，我就有一个，里面还有一个小镜子。人家的孩子学骑车，用的是大人的自行车，爸爸却给我买了一辆天蓝色的女车。这让别的孩子很羡慕。

　　我现在经常回忆起小时候，夕阳西下的傍晚，一家人围坐在小院里，说说笑笑地吃饭。心情好的时候，爸爸会亲自下厨做几个菜。现在，每当凝望夕阳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时的情景。可是，这样的情景再也不会有了。

　　1995年，我上高二。8月的一天

　　中午，我放学回家。却发现家里一下多了很多亲戚，妈妈和弟弟在不停地哭。亲戚告诉我说：“你爸爸受伤了。”

　　爸爸以前也受过伤，干活砸坏了脚，但后来就好了。这一次，爸爸会伤成什么样呢？我很害怕。

　　赶到医院，手术室的灯亮着。手术室门口有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只断的手，惨白惨白的。我一看，就认出那是爸爸的手啊。爸爸没了手咋办呢，他多疼啊。我一下子哭出来。别人抱着我说：“不要哭，那不是你爸爸的手。”我哭着说：“那是爸爸的手，我认识！”

　　刘敏用手背擦擦眼泪。那一天，她的父亲刘远国和邻村的齐广越、齐广春兄弟在田里挖土修路时，一枚日军遗留炮弹突然爆炸，刘远国被炸成重伤，齐家兄弟一死一伤。

　　东前村紧邻东新村，过去曾是日军的弹药库。周家镇居民在基建、农耕时，经常遇到日军遗弃的炮弹。1947年到1995年间，有记载的9起爆炸事故中造成10人死亡，3人受伤。

　　爸爸做完手术后，我趴在隔离病房的门玻璃上往里看，却只能看到盖在他身上的白色床单。

　　终于能进病房探视的时候，我也终于知道，白色的床单下，爸爸的双手已经没有了，他的右腿粉碎性骨折，装着支架，骨头白森森地露在外面。他全身烧黑了，起着大泡，每天都需要用剪刀把烂肉剪去。我在屋里看他换药时，他疼得浑身哆嗦，却一声也不吭。支持不住的时候，就对我说：“你出去！”

　　我一到走廊上，爸爸就疼得叫出来，声音凄惨。而我却只能在走廊里哭。

　　为了治好爸爸，妈妈把能卖的东西全卖了，后来又卖了爸爸亲手盖的房子。大姑把家里的两头奶牛也卖了。那奶牛正是出奶赚钱的时候，可大姑不管，为了她弟弟，她什么也不在乎了。可是，钱还是不够。

　　爸爸清醒时对我说：“让我回家吧，我是治不好的了，不要浪费钱了。”医生也说，我爸爸是治不好了。而且由于我们家欠了医院不少钱，他们也不给用药了。

　　1995年9月15日，我们偷偷把爸爸从医院接回来。我们欠医院钱，人家是不允许出院的，可是爸爸想回家。第二天，爸爸就去世了，那时他只有39岁。

　　爸爸就这样走了，他到最后也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家没了，还欠了6万块钱的债。我和弟弟是没法上学了。妈妈一个人担起所有的家务和农活。她经常在田里弯下腰一干就是一天。长期的劳累，妈妈落下了腰椎间盘突出的病。妈妈经常会想起爸爸，每当她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她又在想爸爸了。

　　为了赚钱养家还债，我们在姨家的饭店里借住。白天在饭店干活，晚上拼起桌子睡觉。那个时候，妈常说：“什么时候能有个家就好了。”

　　后来，弟弟去附近的一个榨油厂干活。为了多挣点钱，让妈少操心，15岁的弟弟拼命干三四十岁的大人干的活，无论多累，受了什么委屈，回家也从不吱一声。

　　弟弟现在性格完全变了，小时候活泼的他变得沉默寡言，不与人交流，老一个人坐着发呆，好像生活中从来就没有什么快乐一样。

　　不久，我也离开家，来到哈尔滨。我心里老想着爸爸去世前对我说的话：“照顾好你妈，你弟弟。”我肩上的责任很重。我刚开始工作时当营业员，一个月挣300块钱，我不买衣服，一个月给妈妈200块。

　　但我还是很想家，天天偷偷地哭，梦见妈。妈也想我，弟弟对我说：“姐，你走后，妈妈老半夜喊你的名字，一边哭，一边说，要不是爸爸出事了，不会让你这么小就出去工作。”

　　现在，刘敏已是“金百合”美容美发店的经理。刘敏的店对面是一个健身中心。12月20日晚，几个中年妇女在那里跳完舞后，兴冲冲地来刘敏这里做按摩。刘敏笑着，阿姨长阿姨短地招呼着。刘敏说她们跟她妈妈差不多大，但是显得那样年轻。

　　你看，这些阿姨多幸福啊，跳跳舞，做做按摩，什么时候我妈也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啊。这样的大冷天，我妈现在住的地方漏风，手会冻裂的。她腰痛，晚上不能翻身，连杯热水都喝不到。我要努力工作，有了钱给妈治好病。

　　我有个心愿，一定要在哈尔滨买房，哪怕只是一个小房子，把我妈接过来。我妈最想要的就是一个家。我们家已经卖了，回到村里，我常会再走过去看看，爸爸亲手盖的房子还是显得那样亲切。农村里一下雨，人家的院子里全是泥，可爸爸在我们家的院子里铺了砖，干干净净的。爸爸用木板做的栅栏还好好的。在院子里，我好像还能看见爸爸的影子。

　　现在，我要给妈另外一个家。无论如何，我都要带着我妈，好好照顾她。我想让妈妈过上好日子，改变我们的生活。

　　爸爸去世前，流着眼泪对我说：“最遗憾的是没看到你结婚。”我现在虽然27岁了，但还不急。我有件事情没有完成，等这件事了结，可以给爸爸一个交待时，再考虑自己的事情。

　　刘敏要了结的事情，就是对日诉讼。刘敏父亲出事后，苏向祥找到他们，承诺免费替他们向日本政府交涉。刘敏一家委托苏向祥和日本律师提起诉讼。刘敏一家和其他10人，成为中国首批将日本政府告上法庭的侵华日军遗留武器受害者。

　　关于爸爸去世的原因，我怎么也想不明白。这又不是打仗的年代，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我爸爸更委屈，到死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知道日本侵略过中国，可那是历史。没想到几十年以后，我们一家仍然要承受战争的痛苦。我想，日本应该把遗留武器处理好啊。中国人生活在这种环境里，多危险啊，好像战争还没结束一样。如果这件事不做好，还会有更多人受害。我爸爸去世了，齐广越去世了，他的弟弟齐广春受伤以后，成了傻子一样的人。他还有老父亲，哥哥死了，还有个嫂子，一个小男孩儿。一家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生活怎么办呢？

　　还有很多小孩子受伤，今年齐齐哈尔“8·４”事件中，就有4个小孩子受了伤。听苏向祥律师说，这么多年来，中国一共有2000多个受害者。

　　我开始与日本律师接触。他们要我讲爸爸的事情，每次一讲起都让我感到好难过。日本律师说：“我们不愿意让你回忆，可是没有办法，为了胜诉，我们必须把资料准备得更详细一点。”有时，一天要讲好几次，我哭得难受，饭都吃不下去。可是我知道，为了给爸爸讨回公道，我必须这样做。我盼着早日把事情告诉那些伤害了我们的日本人。

　　2002年7月，我去东京地方法庭作证。在哈尔滨出关的时候，武警问我去日本做什么，我说去打官司，告日本政府。他说：“应该。我们等着你的好消息。”

　　2002年7月8日下午，东京地方法庭。我穿着前一天日本律师陪我买的衣服，乳白色的裙子，浅粉色的衬衣。坐在证人席上，与审判长面对面。他坐得很高，我必须抬头才能看他。

　　他说：“可以开始了。”

　　我说：“我们本来是普通的幸福的一家，但有一天，突然发生了不幸的事情……”

　　一个半小时里，我一直抬着头，看着审判长的脸。开始讲述爸爸受伤的惨状时，想到爸爸受的痛苦，我的眼泪开始流下来。

　　但是，我忍着不哭出来，我怕一哭就会讲乱。我盼了好多年，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要讲清楚，让法官们听清楚。我来这里是讲事儿的，不是来哭的，不是来博取他们同情的。我必须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情，知道日本政府给我们造成了多大的痛苦。

　　我一直盯着审判长的脸，虽然泪水一直在流，但我忍着不哭出来，脑子里一边想，一边说，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我们的遭遇。也许，法官能看出我是个很倔的女孩儿。一个半小时里，审判长没有打断我。他一会儿看着我，一会儿闭着眼睛，像是在思考。

　　他旁边的一个女法官哭了，悄悄地擦眼泪。法庭上，静悄悄的，但我能听到旁听席上轻轻的哭泣声。帮我翻译的人也在一边说，一边哭。

　　最后，我很坚决地提出，日本政府必须作出道歉和赔偿。我陈述完了，审判长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说：“您一定也是一位父亲，您知道您在家庭中的重要性。如果失去您，您的孩子们将会是多么痛苦。我和弟弟就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希望您能给我们一个公平合理的判决。”

　　他说：“谢谢你这么远来作证。你辛苦了。”

　　过后，日本律师高兴地告诉我，这个审判长从来没对原告说过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好的迹象。

　　一年多以后，今年的9月29日，我们终于胜诉了。我们高兴得哭了，这个胜利来得太不容易了，整整8年啊。

　　胜诉后的一天，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去国会大厦，我们和日本律师在国会的走廊里等他。小泉走过来，帮助我们的国会议员中川智子赶上去，拉着小泉的胳膊，说：“请听听中国受害者的声音。”

　　但小泉甩开她的手，不理她。我在后面喊：“请负起日本政府的责任，不要上诉！”中川智子愤怒地冲他喊：“你没有人性！”

　　小泉头也不回，急匆匆地走了。中川智子满脸是泪，紧紧抱住我说：“对不起，对不起。”

　　几天以后，日本政府上诉。

　　那几天，我感到很委屈。心想，日本政府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呢？小时候，我与同学一起玩儿，不小心把同学推倒在滑梯上，身上出了血。我吓得躲在家里，告诉爸爸说：“我不是故意的。”

　　爸爸说：“那不行，再不小心也是你推倒的。”

　　爸爸领着我去给那孩子看病，到人家家里赔礼。我知道爸爸是对的，不管我怎么不小心，总是我的责任。你说，连咱们普通老百姓都懂的道理，怎么他们日本政府就不懂？

　　后来，我也明白了，不是他们不懂，而是不敢承担责任，想忘掉历史。中国律师和日本律师也告诉我说，日本政府上诉是意料之中的事，我们已经坚持了8年了，还要继续坚持下去。

　　在这8年的苦难中，我经受了锻炼，也长大了。我不只是作为受害者，我也要帮助另外的受害者。我也想用自己的遭遇和自己的案子鼓励那许多的受害者，虽然诉讼的路途是漫长的，但是，别放弃，坚持下去！

　　今年从东京回来以后，我回到老家，跪在爸爸的坟前，和他说话，告诉他在东京发生的事情。我喜欢这样和爸爸瞎叨咕，我知道他能听得到。我爸爸一定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而且希望我坚持下去，不要放弃。我告诉他：“爸，我们最终一定会胜诉的，你要永远支持我！”

　　12月26日晚，刘敏给我讲完她的故事，夜已经深了。临走时，她对着镜子，仔细地围上丝巾，笑着说：“我可爱美呢，小时候，宁愿不吃饭，也要买好看的衣服，没有新衣服就不高兴。”然后轻轻叹口气，“爸爸去世后，我有好多年没买新衣服了。”

　　我们走到街上，哈尔滨零下20度的冷风袭上来。刘敏说：“我小时候从来没觉得冷。在冬天的夜里，爸爸烧火，妈妈烙饼，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妈妈老是唠叨爸爸的火烧得不好，爸爸总是呵呵地笑着。一家人的心里都暖暖的。可是，那样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

　　刘敏裹紧衣服，走入哈尔滨冬夜的寒风中。

　　●关注理由

　　2003年，爱国团体到钓鱼岛宣示主权、京沪“新干线”方案之争、齐齐哈尔毒气弹事件、珠海买春案、西北大学学生抗议日本留学生下流表演等一系列事件把几年以来的对日情绪推到了沸点。

　　客观地讲，中日关系近几年的发展明显不均衡，政治冷经济热；官方冷民间热。这种巨大的反差既说明中日关系的重要，也说明中日两国在二战已经结束了半个世纪之后，仍然没有找到促成双边关系良性互动的途径。

　　我们关注地区的稳定，国家的发展，我们更关注人的福利。今天，战争的创伤仍然存在于这片土地上，普通的人仍然在遭受战争遗害的荼毒，我们耳边仍然能不时传来他们的哭泣。然而，更紧迫的是，在对历史的执著与纠葛中，冷漠与非理性也正在滋生。

　　要促进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必须开创新局面。“9·２9”案件是在中国民间对日本诉讼的24个案件中，第一批侵华日军遗留武器受害者的诉讼，也是以日本政府为被告的惟一全面胜诉的案件。在这里，有那么一些默默工作的人、一种无声的力量让我们感动，让我们在身边充斥的遗忘与浮躁中看到希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