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向东31岁的黄先生在超市里偷了两双袜子，超市工作人员的处罚超出了他的想像，他请求原谅，希望去派出所解决，但最后还是被罚掉了300元钱，手机的信息也被抄录。无奈，他以小偷的身份自行前往派出所报案，要求得到一个小偷应有的处罚。（12月15日《京华时报》）

　　抓到小偷后，对小偷进行“私罚”已经不算是新闻了，这次却是小偷主动站出来向“私罚”开战，而且在黄先生看来，请求法律处罚对他来说还是一种维权，真不知这种现象是让人高兴呢还是忧虑？

　　首先，就是人们为什么热衷于侵（小偷）权，而且侵权行为能得到公众的最大宽容？对此，我觉得答案应是公众对法律的失望。当法律的处罚已经对犯罪分子失去震慑力时，社会上盗窃行为猖獗，也就不奇怪了。同时，盗窃罪作为一种侵财型犯罪，与人民群众的财产关系密切，危害性大，影响面广，因此人们对小偷痛恨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就是小偷为什么更愿“公了”？就超市小偷来说，比如像黄先生的偷两双袜子的行为来说，其价值绝对构不成盗窃罪，显然只是一种违法行为，黄先生作为一个小偷接受其应有的法律处罚要远远轻于超市对他的“私罚”。对于大多数小偷，来自法律的处罚往往让他们不痛不痒，而来自于公众的“私罚”却让小偷们心存忌惮。

　　当然，像黄先生这样的小偷居然会拒绝“私罚”而请求“公了”，也确实说明人们的法制观念加强了，连小偷也知道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但我觉得在“私罚”行为泛滥，小偷请求法律处罚来达到维权的做法的背后，更深层次地反映出的是我国现有法律对偷窃者打击力度不够的事实。即使是以后小偷都知道用法律来应对“私罚”了，我觉得那也不是“私罚”的尴尬，而是法律的一种无奈。试想，法律处罚对小偷来说竟是维权，这种让公众“痛”让小偷“快”的法律难道没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