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者该不该有活动禁区？(图)

https://zylofonmediaonline.com/__proxy_domain/www.sina.com.cn 2003年12月12日10:40 南方都市报

　　城管人员正在劝说一位行乞者离开他所趴着的人行道。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韩一鸣

　　流浪者该不该有活动禁区？

　　深圳市城管部门已向市政府提出建议，在局部管理中加入“禁止性”规定

　　启事

　　深圳的风日渐萧瑟，天黑得也越来越早，但衣裳褴褛的流浪汉、乞讨者却依旧坚持着，在路上自由地彳亍。对于这样一群无比执着、一心流浪、乞讨的人，政府、市民应该如何对待？是放任着并为其提供宽松的流浪、乞讨环境，还是给予他们一定的约束或指导，以使其存在得更加合理、自然？

　　日前，北京地铁拟禁止乞讨者行乞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而千里之遥的深圳，目前似乎也有意步其后尘。救助问题是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欢迎市民拨打本报热线电话（0755）83325000，参与讨论。

　　记者目击

　　“我想靠自己养活自己”

　　时间：下午4时

　　地点：地王大厦人行隧道

　　采访对象：卖艺盲人及其老伴

　　籍贯：广西桂林

　　年龄：50岁左右

　　行乞时间：来深1年半

　　记者来到地王大厦旁边人行隧道。在西北的角落里，一个50岁左右的妇女和一个盲人坐在一个小凳子上，盲人拉着二胡，妇女偶尔应和着，他们面前放着一个碗。

　　调查：他们一年前从广西来，家里还有亲人，两人一起行乞已经有很多年了，走过很多地方。手中还有一点钱，不是很愁钱花，由于他们会拉二胡，每逢春节时，他们就挨家挨户拉二胡乞讨，总能赚不少钱。记者将两块钱放在他们碗里，他们边唱边说，谢谢！非常专注地唱着。

　　“你们家里亲人不管你们吗？”记者询问。

　　“只有我们还走得动，我们就依靠自己养活自己。”这位妇女说。

　　“警察来了我就躲起来”

　　时间：下午4时20分

　　地点：赛格广场人行天桥

　　采访对象：郭阿婆

　　籍贯：河南驻马店

　　年龄：62岁

　　行乞时间：来深15天

　　赛格广场人行天桥。几名治安巡逻队员，四处走动。行乞的人不是很多，只有两个老阿婆分别守在天桥西头出口的两旁，她们身上裹着几件旧夹衣，蜷缩在台阶上，嘴里正在啃着别人施舍的饭菜。

　　调查：郭阿婆头发花白，满脸皱纹，双手枯槁。十几天前，郭阿婆和几个老乡从河南坐火车来到深圳拾荒，但拾荒并不是那么容易，由于腿脚不灵便，一天下来，拾荒的钱还不够生活，于是在老乡的指点下来到赛格广场人行天桥乞讨。记者走到郭阿婆跟前，掏出一块钱给她。她忙说：“谢谢，祝你升官发财，发大财！”

　　“警察赶你们走怎么办？”

　　“警察来了我们就走，他们走了，我们再来。”老人一边吃着一边说。

　　“同意政府送我回老家”

　　时间：下午4时30分

　　地点：世界之窗前广场

　　采访对象：沈思俊（二等残疾）

　　籍贯：河南省

　　年龄：63岁

　　行乞时间：来深10多天

　　世界之窗。绕场走了一圈，没发现一个乞丐。一名广场保安说，不是没有乞丐，是被赶走了。他指着广场西侧，说：“树后拎红袋子的就是”。

　　顺着他指的方向，记者果然发现两三个乞丐。保安说，广场上平时有十来个乞丐，都是长期在这里行乞的。

　　调查：沈大爷10多天前才来到深圳，“一辈子没要过饭”，因为“老家发大水，地和房子都被水淹了”。记者从他递过来的残疾证上看出，老人是二等残疾。

　　老人似乎并不在乎别人赶他，当记者告诉他政府将对在景点行乞的乞丐强制送入救助站后，他显得很平静，“送就送呗，有啥办法”。老人说政府最多就是将他送回老家，他会接受的。

　　“每月可寄800元回家”

　　时间：下午4时20分

　　地点：火车站在建地铁围墙边

　　采访对象：邓桥海（盲人）

　　籍贯：贵州遵义

　　年龄：40岁

　　行乞时间：15年

　　火车站靠近沿河路的在建地铁边，一堵围墙下，这位双目失明的乞讨者特别显眼。他背靠墙坐着，沉默无语。一块写满字的白纸挂在胸前，上面讲述了一段凄惨身世。

　　和一些乞讨者有别的是，他不死缠乱打，也不会刻意地跪地作揖以获得路人的同情，他一直抬起头，好像看着前方的什么东西，又似乎有着某种期待。

　　调查：这位自称叫邓桥海的乞讨者说，他25岁就开始出来乞讨。对他来说，在深圳一天一般能讨到40元左右，除去两份盒饭约花去10元，每月可以寄800元回家。

　　火车站一带执勤的城管员介绍，这一片现已是严管带，现在乞讨的比以前少多了，但主要以残疾乞讨者居多，这类人管理起来比较棘手，只能劝他离这远一点讨。

　　机场、火车站、旅游景点、标志性建筑、党政机关等处拟建乞讨人员禁行区

　　行乞者入禁区可强制带离

　　本报讯“超高比例的、拒绝救助的流浪、乞讨人群已使深圳市的社会救助工作难以开展，我们不得不考虑施行一些新办法”，昨天，深圳市城管部门有关负责人透露，他们已向市政府提出建议，对目前的救助管理方式进行一些调整，在局部管理上加入“禁止性”的规定。据悉，深圳的城管部门正在酝酿在机场、火车站、旅游景点、标志性建筑、党政机关等处建立流浪乞讨人员禁行区。

　　只有38人接受了救助

　　昨天，深圳市城管办副主任秦永安就救助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秦永安介绍，目前主要问题是相关的配套法规、规章跟不上。他表示，今年新公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不够具体，操作性不强，使目前的后续工作做得不好；城管部门在接手救助工作后，已经在全市范围内劝导、救助过2100多人次，但只有38人接受了救助，且其中绝大部分又回到街头乞讨。

　　多数人不属救助对象

　　秦永安表示：“由于《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了对‘虽有流浪乞讨行为，但不具备以上规定情形的，不属于救助对象’。”

　　依据长期的工作经验，秦永安将目前街上行乞的人分为5类：首先是符合《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即“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但秦永安肯定地表示，这样的人占目前深圳的流浪人员总数不到5％；其余还有4类：个人以乞讨为职业，其实不缺吃、不缺穿；受控于某个组织，根据不同的残疾程度，其家庭每年从该组织拿到不同的租金；带欺骗性的乞讨，言称自己的所谓悲惨遭遇，以博取路人的同情；变相乞讨者（如在机动车道上帮人擦车，让人施舍）。秦永安表示，这些人占了流浪乞讨人员的绝大多数。

　　市民要理智地做善事

　　秦永安认为，后4类行乞者如太多，对城市的负面影响将很大。首先对市容有直接影响；其次，存在着安全隐患，如在机动车道上行乞，就存在着交通隐患；最后，存在着治安问题，如形成帮派，强要硬讨，硬讨不成骂人动手甚至破坏车辆等。

　　对于这4类流浪人员如何管理秦永安建议，可以参照国外的管理办法，划出一些区域（如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党政机关所在地、标志性建筑、景点、机动车道等）严禁乞讨，凡有乞讨者，城管执法人员可以强制带离或采取一定措施。北京地铁也禁止乞讨者进入。

　　另外，政府应尽快完善有关法规。同时，要引导市民理智地做善事，将善款捐到最应该受助的人家里、民政部门、慈善机构，不要纵容一些人不劳而获；对一些具有欺骗性、强要硬讨、屡教不改的“流浪人员”要给予必要打击。

　　专家说法

　　用节约的行政成本奉养流浪者

　　深圳市城管办法制处副处长刘林生：

　　目前政府的救助工作，基本不见成效，城管这头送进（救助站）去，那头，他们（流浪者）吃点饭后又跑出来，这已造成了行政资源的浪费，政府急需重新出台相关有效的规定。而自愿救助的原则，必须在社会文明达到一定程度后才可实施，就目前情况看，限制部分人身自由的措施还需继续执行。

　　当前，救助流浪人员存在一些问题，包括责任由城管、民政等部门承担，他们却不能强行收容流浪乞讨人员，同时，救助清理职能的履行至今仍缺乏法律依据。

　　虽然深圳在地方性法规中，不能对民事权利、人身自由等作出限制，但是，在局部管理方面依旧可以作出禁止性的规定。如，规定一些关乎城市形象的窗口地段为流浪人员禁行区，如火车站、标志性建筑等，流浪人员进入那里，执法人员可以强制带离他们。

　　另外，国外从公民遵守社会文明的角度出发，也对流浪人员进行了规范，如不能衣着肮脏、席地而卧，不得向行人追逐乞讨等。我国也应有意识地采取措施给予引导，倡导流浪乞讨者的责任意识。

　　其实，政府现在还是有财力对其中真正需要救助的人群提供更多帮助，包括对老、残者养老送终，如果将目前浪费的行政成本节约起来，奉养这些人应该是足够的。

　　市民观点

　　应该给这个最弱的群体以关怀

　　刘先生：我听说，北京禁止乞讨者在地铁内乞讨，而现在深圳也要这样，我觉得类似的做法应该谨慎，因为，城市的安全和形象固然重要，但人的生存权利和人身自由却更重要。乞丐是城市中最弱势的群体，他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自己的尊严，我们就应该给他们更多的关怀，善待他们的乞讨权利。

　　张先生：如今，在深圳市很多路段，你都会发现不少要饭的，或站在马路中央，敲车窗向车里的司机要钱，或夸张地显示自己身体残疾部分，对路人围堵……这些现象不仅损害了深圳的城市形象，同时，也给我们市民带来了不便，希望政府能尽快拿出措施，管管他们。

　　某女士（来自新疆）：我觉得政府自从孙志刚事件后，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你看现在的大街小巷，很多乞丐就明里拉车门要钱，嚣张得很。政府现在不能再放任自流了。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李强　宋彪　孙天明　陈铭　通讯员　廖齐梅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韩一鸣